一直到2002年，我才知道这个世界有一个叫杨小凯的经济学家。那是春天的一个周末，我在天则经济研究所看见了他，瘦弱，有些苍白，为我们慢慢讲述着“后发劣势”的课题。大约一个多月之后，林毅夫针对小凯的演讲，专门写了一篇“后发优势”的文章。由此，这个话题正式放大为当年最著名的经济学事件，并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很多人分析中国当代经济的两种范式。
小凯的后发劣势表述，将经济学家沃森的“Curse To The Late Comer”，即“对后来者的诅咒”，置放在中国百年经济史里，让人眼睛明亮。事实可能正如小凯所言，落后国家由于模仿的空间很大，所以可以在没有好的制度的条件下，通过对发达国家技术和管理模式的模仿，取得发达国家必须在一定制度下才能取得的成就。但这种没有制度提升的模仿，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可能导致失败。林毅夫的阐释显然有意背对杨小凯而去，他不认为一个后发国家只有完成英美的宪政改革才能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也不认为当下英美的宪政体制就是最好的制度，如此，后发很有可能是一种优势所在。
感谢两位经济学家的辩论，很多人开始了解杨小凯。人们惊讶的发现，这个瘦弱的中国学者，竟然是世界经济学界的翘楚。1998年，杨小凯出版他的《经济学原理》，这是自马歇尔、萨谬尔森以来最重要的第三代经济学教科书，该书的匿名审稿人这样评论：“这一研究激动人心，令人屏息以视。
杨是世上少有的几个可以思考这类问题的人之一，他更是世界少有的能解决这类问题的人之一。这一工作具有原创性和新颖性。他正在迅速建立起他作为主要理论经济学家之一的国际名声。”事实正是如此，在人类经济学史上，杨小凯发展了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建立了挑战新古典经济学的崭新学派“新兴古典经济学”，创立了超边际经济分析方法，从而能够对经济组织演变、制度变革和经济发展等一系列问题提出理论解释。因此，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公共选择理论的代表人布坎南毫不含糊地说杨小凯可能是目前最好的经济学家之一，并连续两年提名小凯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候选人。
周其仁对小凯的评价可能更接近本质，“我认识杨小凯超过了20年，印象最深的是他对现在举世赞同的中国增长还有一种保留和怀疑。这种保留和怀疑不是一种情绪化的猜疑，更不是因为他的境况不好，而是来自他对社会、对经济长期发展面临问题的思考，也来自他对学术核心部分的理解。”
我愿意把周其仁的这种见解当成理解小凯的一把钥匙，由此我们能够真正走进他独立思考的一生中去。某种意义上，正是这种始终坚守的保留和怀疑，构成了杨小凯主要的精神气度。耶稣曾经说过：“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杨小凯的人生遭际再一次见证了耶稣的真理。 （精彩明天继续：《从狱中走出的经济学家——杨小凯的传奇人生》）
（原标题：先知杨小凯—— 1968年，杨小凯写下大字报《中国向何处去？》之后；来源腾讯.大家，原载于经济观察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