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小凯，原名杨曦光，祖籍湖南湘潭，1948年10月6日生于东北吉林，长于湖南长沙。他的父亲杨第甫原为湖南省委高级干部， 1966年，他升读高中一年级，文革爆发。小凯父母亲因同情刘少奇和彭德怀的政治观点，双双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曦光一夜之间变成了“黑五类”和“狗崽子”。可能正是如此人生遭际，让年轻的杨小凯开始思考。
1968年，20岁的杨小凯写出了一篇大字报，名为《中国向何处去？》，主张中国实行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政体。在一片盲从和癫狂之中，这样的观点非常扎眼。几天以后，杨小凯就被“钦点”抓进监狱，关进长沙市公安局左家塘看守所。一年多之后，从拘留转为正式逮捕。不久，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押送到岳阳洞庭湖边的建新劳改农场进行劳动改造，直到1978年初刑满释放。
遭受大难的，还有小凯的家人。由于康生在讲话中，认为以杨曦光的年龄，不可能写出《中国向何处去？》的文章，指示要抓“反革命黑手”。他的父母首当其冲，母亲陈素多次被批斗，手被用墨汁涂黑象征“黑手”，强迫下跪示众，杨母受尽屈辱，悬梁自尽。杨父被关入“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两个妹妹从此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人。
10年牢狱生活当然是杨小凯九死一生的时光。小凯的好友陈益南指出，在被捕入狱到被投入劳改农场那长达十年的岁月中，杨曦光度过他人生中最黑暗的光阴。将形容人间苦难的一切词语，都用在他那段日子中，也不会过份。 许多比他知识渊博的人，许多比他阅历成熟的人，也有许多像他一样坚强的人，都没能走出那段漆黑而恐怖的时期，而倒在不应结束的人生途中。
但是杨小凯从黑暗里走出来了。十年监狱，杨小凯做了五、六十本读书笔记，还写了一个电影文学剧本。大约在2000年前后，经济学家茅于轼曾竭力向中国社科院主管经济学的领导推荐，邀请杨小凯回国讲学，但领导不置可否。茅于轼感叹，“学术活动受到学术以外因素的干扰，这正是中国学术落后的一个原因”。
一个如此聪明的生命在自己的家乡遭受迫害，让我们唏嘘，但这样的局面却是一个时代的常态，由此，杨小凯先知一样的人生在炼狱中得以完成。总体看来，除了卓越的经济学贡献之外，小凯的生命价值开始展开，呈现出他那短短56年不同凡响的人生。
他艰难的求学经历，以及在这样的经历之中一直坚守的独立思考与怀疑精神，成为他成功的基础。上帝对小凯的美意总是用一种奇怪的方式出现。他20岁身陷囹圄，可是他真正的经济学生涯却从监狱里开始。
小凯在监狱里找到了一位英文老师学英文，找了一位电机工程师学电机，找了一位机械工程师学机械制图。他还向被关押的一位陈姓老师借了一本厚厚的《资本论》，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将三卷《资本论》通读完毕。正是对《资本论》的阅读与思考，杨小凯开始进入经济学领域。后来他回忆到：
“等我看完《资本论》第一、二卷后，我却发现劳动价值论忽略了决定价值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使用价值。很多年后我才知道马克思称为使用价值的概念在当代经济学中叫做效用。但我相当喜欢马克思对亚当•斯密分工论的发挥。看完《资本论》，我不知为什么心中期望未来的我成为一个经济学家。”
监狱里的小凯给自己设定了三个经济学任务，一个是把使用价值在价值论中的重要性搞清，第二个是把分工问题糅合到价值理论中去，第三个是把价值理论数学化。他在劳改队沿着这样的思路甚至写下了一本厚厚的经济学笔记。许多年之后，小凯才发觉，这些思想早就在现代经济学中变成了非常有体系化的理论了，只是他在监狱里无从得知。
不过，小凯在监狱的数学训练，试图用数学来重新思考价值理论，甚至想把当时能够看到的一些马克思的和古典经济学的关于分工的思想数学化，让他日后的经济学家梦想成为可能。这是段奇妙的求学经历，小凯自己如此总结：
“由于当时自己也不相信官方的政治经济学，也没有西方的新古典经济学的训练，所以比较自由，在那种与世隔绝的状态中就有可能出现一些新思想。在劳改队，我自己推导出‘戈森第二定律’(每一块钱的边际效用相等)、层级理论、纳什议价模型以及劳动分工理论，我以为这些都是自己的伟大发现，但当我能看到更多书时，才发现这些思想早就被西方经济学家发展成数学模型。不过，可庆幸的是，这些是自己想出来的东西。”
小凯的这段话意味深长。如果没有10年牢狱生活，他有没有可能系统地研读经济学，的确是个问号。我想说的是，上帝通过让杨小凯坐牢的形式，使他走上了艰深的经济学道路，从此一发不可收拾，真正将经济学当成了自己毕生的追求。
应该说，从1978年开始，小凯的经济学生涯才有所转机。4月，他刑满释放，回到了长沙，可是没有单位敢接收他，小凯就在父亲的家里待了一年，在湖南大学数学系旁听了一年的数学课。1979年，小凯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硕士生，但因为“反革命”历史，被拒绝参加考试。1980年，他再次报考，在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光远的帮助下，终于获得参加数量经济学考试的机会，并被录取为实习研究员。
由此，杨小凯的学术之路真正开始。1982年，他被武汉大学聘为讲师，教授数理经济学和经济控制论课程，并撰写了《经济控制理论》和《数理经济学基础》两本著作。小凯在这几本书里建构了一些计量经济模型，在国内尚属首创，这引起了当时在武汉大学访问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邹至庄的注意，在邹教授的帮助下，小凯在1983年被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录取为博士研究生。
出国的时候，由于他还没有被平反，出国政审通不过，邹志庄教授亲自给当时的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写信，赵进行了批示，这封信被转到了武汉大学当时的校长刘道玉那里，请他办理。向来开明且爱惜人才的刘道玉校长批准了杨小凯的出国手续。 （精彩明天继续：《从完美走向伟大 你不知道的经济学家杨小凯》）
（原标题：先知杨小凯——1968年，杨小凯写下大字报《中国向何处去？》之后；来源腾讯.大家，原载于经济观察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