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小凯早期的大字报带有浓厚的青春躁动气息，但却实实在在凸显了杨小凯与生俱来的家国使命意识。许多年之后的一个春夏之交，已经定居在澳大利亚的小凯，天天昼夜难眠，为中国改革的前途忧虑。他的夫人小娟说，那段时间，小凯总是梦见中国在打仗，早上心里十分难过，忍不住把电视打开，小凯抱着电视机痛哭流涕。这是小娟认识小凯以来，第一次看到他流泪。
《南方周末》记者赵凌认为，杨小凯并非一个纯粹的经济学者，在他的言说中透露着大量的政治智慧，也渗透着他对中国命运的深切关注。他始终关注着中国的政治经济变迁，并提出了众多观点，如开放户籍制度、破除行业垄断、允许土地自由流转等等。
赵凌的如此表述揭示了一个重大事实。小凯在他生命的最后十余年里，把相当多的精力投入到研究经济持续增长与宪政制度的关系里。小凯的一位学生曾说，小凯先生在临终前，一直在阅读宪政方面的文献。可以说，这几年来，小凯几乎把全副精力用于宪政科学的研究，他几乎快成为一位宪政科学家了。
国内宪政学者秋风认为，“后发劣势”概念，是杨小凯宪政科学探讨的起点，由此，小凯逻辑地将自由宪政制度嵌入经济学的现代化研究框架中，并使其重要性压倒了经济增长本身，从而转换了关于发展的知识讨论主题：从关注经济增长，转向关注宪政制度的发育。
百年中国经济史是小凯研究宪政的主要观察对象。清朝的洋务运动、以至于整个近代以来的中国，可能都是这样的例子：在某些阶段，由于能够获得廉价的西方技术或市场，因而，能够实现经济增长的高速增长。但恰恰是这种短期内的成功，会使人们看不到宪政改革的必要性。相反，会使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从而产生一种“坏资本主义”。
这种坏资本主义的特征是官商勾结，权贵群体垄断政治，从而导致严重的贪污腐化。小凯曾用经济学的分析工具证明，坏资本主义有除政治之外所有商品的自由市场，但政府垄断的部门没有自由进入，虽然政府垄断部门的服务可公开自由定价，或间接自由定价（贪污受贿）。政治垄断使政府垄断的部门的服务质次价高, 产生的收入分配无效率的不平等，政府垄断的部门或与政府勾结的商人获得大量垄断利润, 而其它部门受剥削而收入低, 因而限制市场容量的扩展，并有害于经济发展。垄断政治的利润的常见形式就是贪污腐化。因此，经济增长本身没有带来社会稳定，反而激化了社会冲突。
相对于这几年沾沾自喜经济增长的经济学家来说，小凯的宪政研究无疑是一个冷静的劝告。越来越明显的社会冲突表明，在缺乏宪政框架的情况下所实现的不公平的财富增长，可能会让社会付出巨大代价。
对于一个崇尚理性的经济学家而言，接受上帝的拣选，似乎是一件不可为之的事情。在信仰历程的自剖中，小凯曾经坦诚，他对基督教有心探究，起因于看出基督新教在经济史上所起的作用非常之大。一些经济史学家指出，意识形态与宗教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政治秩序、道德准则，而这些便成为法律制度的依据，经济表现则为其成果。政治和法律对经济发展有决定性的作用，但其根基却并非来自科学，乃是来自信仰。而历史可以为证，凡是以基督新教为主要宗教的国家，在经济上皆成为世界的翘楚。
细究之下，杨小凯分析出几个基督教让宪政成功的因素，诸如：尊重自由抉择、爱仇敌、不划分等级、服事最低贱的人等。按照这些原则生活，使人得以彼此尊重、信赖，而这正是能够建立大型企业的基础。事实上，最佳商业行为的准则亦源自十诫。更重要的是，这些精神能带来和平的政治秩序，因为能建立公平的政治游戏规则，满足“模糊面纱”的要求，即正反双方都认为游戏规则是公平的。新教伦理所导致为对方着想的精神，能克服施行宪政最困难的一点，就是失败者愿意认输，甘愿为了社会而牺牲个人的利益。这些要素促使一个社会能走向不断扩张之秩序和公正。
然而，从经济与社会贡献的角度发现基督教的伟大，仍然是一种理性的骄傲，骄傲的理性，距离内心的顺服和上帝的拣选还存在相当大的距离。1999年11月，杨小凯的大女儿小溪长了脑瘤。手术前后，信徒们为她祷告，神对这样的祷告给予了奇妙回应，小溪竟然渐渐康复了。上帝的美意在杨小凯的理性世界里产生了震撼。2001年8月，杨小凯身体感到不适，去医院检查，确诊为晚期肺癌，既无法开刀，做化疗也只有短暂的功效。杨小凯在病房中醒过来，发现自己不能讲话，通过喉管才能呼吸。他知道此时谁都救不了他。他开始认真向上帝忏悔，也向妻子请求宽恕。几个月后，他的病情奇迹式地好转。次年二月，他们夫妻一同受洗。
这一年的年底，杨小凯为上帝的美意作了一个最系统性的见证：
“我的第三阶段，就是从哈耶克的社会科学的理性追踪到‘信’，‘信’是基督教成功的秘诀。基督教的教义乃是说明，人与造物主怎样才能恢复关系，而相信神在十字架上所预备的救恩，乃是关键所在。”
（杨小凯和家人）
被神拣选之后，杨小凯的生命明显有了改变。他的妻子见证：“小凯信主以后，对信仰益加虔诚，凡事先谦虚自省，尽可能站在别人的立场替别人想。遇到重大的困难，总会认真地祈祷，求主宽恕并赐予智慧和力量。他对学生的态度越来越像父亲对儿子一样。”
2004年1月，杨小凯开始低烧不退，病情恶化。后来他的女儿回忆到：“在爸爸生命的最后几个星期里，他期望着天堂的一切。爸爸很高兴地想到他会和上帝在一起，而且有一天也会和我们在天堂里重逢。”小凯的好友，莫纳什大学教授Ian Harper教授说：“小凯辞世前几天，我坐在他的床边，亲眼见证他内心的平静与日俱增，不再有对死亡的恐惧。”
“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杨小凯就是这样有福的人。这位聪明的读书人，仿佛神为我们预备的先知，经历了太多的困苦，太多的磨练和太多的试探，走出了封闭的世界，建立了世界性的眼光。他用56年的人生，看清了人间最大的罪恶，也看清了人生最美好的风景。他不断地思考，不断地提升，终于在耶稣身上发现了终极真理。
他是中国独一无二的知识分子，既有对现实和历史的深度开掘，又有对上帝虔诚的敬畏与仰望。这样奇妙的生命，将光照活着的每一个人。这就是小凯，伟大的经济学人，卓越的宪政主义理论家，矢志不渝的爱国者，耶和华最虔敬的孩子。他深深地爱神，深深地爱人如己。在爱里，小凯没有惧怕，在爱里，他已永恒。
茅于轼在《悼念杨小凯》一文中说：“我知道他皈依了基督教，而且信教彻底地改变了他。他写过好几篇关于基督教的文章，我觉得他完全变了一个人。他不再是锋芒毕露、眼光犀利，而变得温和平静、宽容同情。病魔没有征服他，他变得更加乐观，有信心，而且施爱于一切人。他从完美走向了伟大。”（终）
（原标题：先知杨小凯—— 1968年，杨小凯写下大字报《中国向何处去？》之后；来源腾讯.大家，原载于经济观察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