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会前，有媒体报道，中国欲耗资5亿元在北京怀柔建设世界最大的雾霾实验室。两会上，雾霾成为意料之中的热点话题，环保部的记者招待会几乎成为了“霾”怨会。
1974年，中国兰州西固地区发生了首次空气污染事件，距今刚好40年。据人民网信息，据国际医学界权威杂志《柳叶刀》发表的报告，40年间，雾霾导致中国人的肺癌死亡率上升了四倍之多，环保部的官方数据显示，近年恶化的空气更导致每年数十万人早死。当年伦敦花了五十多年时间才摘掉“雾都”的帽子，难怪媒体报道，北京已经有人等不及，一家涉外学校花费500万美元为学生们建了一个防霾帐篷。
更有意思的人，是热衷传播传统文化的于丹。她的微博言论被网友戏称为“精神除霾法”—“关上门窗，尽量不让雾霾进到家里；打开空气净化器，尽量不让雾霾进到肺里；如果这都没用了，就只有凭自己的精神防护，不让雾霾进到心里。”
面对雾霾，不能靠精神胜利法，但确实要找到治霾的精神支点，在技术性的应对之外，在人心中撬动一场深刻而持久的变革—与环保有关的世界观、价值观的变革，而不仅仅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补丁策略。
若要以传统文化应对现实问题的挑战，不必非得跟随于丹的心灵鸡汤的套路。其实，环保主义者确实曾转向东方寻找思想资源，在道家的“无为而治”、“道法自然”里看到了以东方救济西方的理论可能。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是老子的名言，自然具有最高价值，是一切的终极根本。庄子在《齐物论》中提出万物是平等的，没有贵贱高下之分。这很接近西方以生态为中心的观念。但是这个“道”，自己不会开口说话，也不是谁都能搞懂的，只有圣人才能琢磨明白。
西方深层生态学者与极端动物保护主义者认为，人在自然生态面前没有任何优先性，而被保护的自然、生态或动物都无法开口讲话，所以就只好由少数专家、精英代言。这与老子似乎是隔代的知音。
这种理念最大的危险在于，只有少数精英懂得什么行为对自然最好，发出公众无法反驳也无法证伪的权威意见，公众只有服从的份，于是专家治国就取代了民主制度。如果这些成为现实，或许雾霾除掉了，心霾却更浓—人类将不得不痛苦地选择，是否愿意在天高气爽中做一个被剥夺了自由的奴隶。
如果自然被过度高举，将导致人的创造和自由无法获得应有的尊重和肯定。因为人生和历史的最高价值不在于自由和创造，而在于模仿自然的和谐和秩序。
这种世界观所追求的乌托邦是“小国寡民”：即使有机器，也不使用；虽有车船，无处可坐；邻国相望，鸡犬相闻，而人民直到老死也不相往来。”这幅图景值得每个以环保为终极追求的人士深思。
另有一些环保人士选择重新拥抱万物有灵的泛神论，以为维持自然在原始巫术信仰中的神圣面纱，就可以阻挡人类破坏环境的步伐。这也无非是想为环保行动获得世界观层面的根基和动力，却误入歧途，因为要让人类重新回到巫术世界，认为每棵树上都附着一个精灵，因此绝对不能滥砍滥伐，实在有点难。
未完待续
(原标题：寻找治霾的精神支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