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小的时候，小到一个男人还没沾过一滴酒的时候，小到他还没独自离开过家的时候，就被一个叫李白的人迷住了。“李白斗酒诗百篇”，迷到用橡皮刻了一枚图章，“一生好入名山游”。
后来，上了一所要坐60个小时火车才能到的大学，咣当当，咣当当，从三角梅芭蕉到雪花落叶杨，我睁大眼睛一丝不苟地看过从夜进入白昼以及从白昼进入夜的每个细节。后来，读川端康成的《雪国》，开篇就很亲切——“穿过县界长长的隧道，便是雪国。夜空下一片白茫茫。火车在信号所前停下来”，夜晚的车窗像半透明的镜子，“镜面映现的虚像与镜后的实物好象电影里的叠影一样晃动”，镜中浮现着姑娘动人的脸庞，好象漂浮在流逝的暮景之中。
仿佛我和他握了握手，他瘦小的身体，我知道他是一个爱旅行的人，《伊豆舞女》也是一个证明。19岁的时候我一个人挑了一座岛去旅行，就因为看到他写，“那年我二十岁……独自到伊豆旅行。”
不过，我没能写出中国版的《伊豆舞女》，也不全是才华的差距，依稀还记得，当年的旅行日记里充斥着半夜被蚊子咬醒后的血腥追杀，以及那座岛上的中国“舞女们”非要挤进你房间的执着：先是不停打电话，然后敲门，然后送开水，然后来找一个名叫“小红”的妹妹。
稀里糊涂就这样开始了自己的旅行，毕业后又选了一个叫北京的城市工作。在首都几乎所有的报纸都在讨论汽车尾气排放的那一年，我分别去河北和山西做了两趟短途旅行。记得在河北正定附近一处地界，穿着打扮得像日本兵的民工走出一座石灰窑，浑身上下，只有眼睛里面嵌着一小块黑；而在山西河津的中巴车上，上来一个挖煤工，一个人坐在发动机盖上对着一车乘客，浑身上下，只有眼睛里面嵌着一小块白，咧嘴的时候，牙齿闪着白光。这“黑白双煞”提神醒脑，后来，媒体上对这一类的惊奇有个流行说法，叫“发现另一个中国”，或者叫“主流对边缘的寻找”，暗自透着一股身居主流的得意劲儿。
走着走着，某天忽然发现，喜欢旅行的人好多啊。这世界上只有两种人，爱旅行的，和不爱旅行的。走着走着，某天忽然又发现，还有一种人，是装作爱旅行的。
比如，一个叫阿兰•德波顿的英国人，专门写了一本《旅行的艺术》，据说英文版卖了40万册。他在飞往目的地途中感慨：“飞机起飞为我们的心灵带来愉悦，因为飞机迅疾地上升是现实人生转机的极佳象征。飞机呈现的力量能激励我们联想到人生类似的、决定性的转机；它让我们想象自己终有一天能奋力攀升，摆脱现实中赫然迫近的人生困厄……只有当我们不必亲临某地去面对额外的挑战，我们方能最自如地置身其中”，随后，因为与女伴吵架而顿悟了良辰美景也不能保证带给人快乐，他上升到哲学高度总结了一下，“我们所想见到的总是在我们所能见到的现实场景中变得平庸和暗淡”。
这样的旅行经历实在令人同情。旅行的魅力之一就在于只要你谦卑地进入未知之地，几乎总能有新鲜的感受超乎你的预期。而超乎预想的程度几乎总是与到达目的地所必须接受的挑战难度成正比，克服挑战也是乐趣的来源之一。
如同政治正确一样，表态不爱旅行似乎很不正确；如同意识形态一样，时尚旅行也总结出自己的口号——“不走寻常路，只爱陌生人”。应该就是从那时开始，出现了一批装作爱旅行的人；也就是在人们丧失了对身边邻人付出时间与精力建立亲密关系的动力，丧失了在每日生活中感觉充实与喜乐的能力之后。
这些“酷爱旅行”的人生活在别处，随时准备离开人群，走向远方，或者“我的肉体在家里，我的灵魂在隔壁”，因为他们觉得这个社会僵化、保守、自私，老面孔让人审美疲劳，不要天长地久，只要曾经拥有。于是旅行被赋予了一种超越旅行本身的意义：以疏离对抗体制，以漂泊经验对抗按部就班的市民社会，仿佛人通过旅行就能成为“冷漠社会里一股流动的暖流”。
然而现实却是，这样的旅行不过是出去透口气的挣扎。因为找不到出路，他们心里都知道，有一个现状在原地巍然不动等待着人去适应。留守的确很难，但左右看看，留守的人留下了，可也没守住什么；那些面对的，做到真实面对了吗？于是坦然以犬儒的姿态进行一次次“为了返回原地”的逃离，然后重新坐到写字楼格子间的卡位里，接着忍受生活的平庸与窒息，直到下一次发作。
像嗑药一样，在被迫旅行的时候，我曾以为我很自由。我在各处都可以找到我自己，或者说，我走遍各地却没能走出自己。我可以为旅途上一所希望小学的孩子发起一场募捐，却不愿坐下来听我的同事聊一聊自己的困扰，武断地把他打入“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另册，妖魔化所有与我们不同的人，从未尝试着进入他们的情境。
而德波顿在书里表露了自己的雄心：对旅行艺术的研究可能在一定意义上帮助人们理解希腊哲人所谓的“由理性支配的积极生活所带来的幸福”。他真的确信人是可以理性生活的吗？看看人类的历史吧，如果说希腊人处于文明早期而缺乏足够案例累积让他们清醒地承认人性的败坏，那么一个现代人应该很容易就认同巴特尖锐而坦率的看见——“历史本身——而且这里所指的不是人类的丑闻史，而是人类颠峰时期的历史——就是对历史的谴责”。在这样的谴责中，个体试图借助旅行艺术到达幸福，显得多么无助和自欺。
德波顿在引用《圣经•约伯记》的时候，几乎完成了一次最深刻的探索。他注意到，当正直的约伯质问上帝，为何自己屡遭磨难时，上帝的回答是罗列了一串伟大的自然现象，让他在壮阔的大自然里思索人自身的有限性，接受神的智慧超越人类理解的权能。
可惜的是，德波顿作为网络时代的才子也患上了网络才子的通病——他所引用的材料本身的价值，超过了他对材料的分析。他认为约伯的疑问从世俗层面也能找到答案，“如果这个世界不公平，或让人无法理解，那么壮阔的自然景致会提示我们，世间本来就是如此，没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直白一点说，天若有情天易老，天地无情，人又何必有情呢？在唯物的世界里，在冰冷的所谓客观规律面前，心安何处，情何以堪？德波顿挥挥衣袖，说，出门旅行吧。
其实，有些口口声声激愤地宣告“我讨厌旅行，我恨探险家”的人，倒是一个恰如其分的爱好者，有背包客的真性情，就像列维•斯特劳斯在《忧郁的热带》里一开篇所做的那样。作为一名人类学家，斯特劳斯洞察了人们赋予旅行的种种虚伪的符号价值。在人的世界里，爱并不难，爱得对、爱得不再互相伤害才难。
回到旅行本身，按照它本来的样子爱它，它也才能因为自身的价值而可爱。正如帕斯卡尔为了人虽脆弱如芦苇，却是一棵会思考的芦苇而感恩；旅行者同样为了我们拥有审美的能力而欣欣然微醺于山前月下。站在无边风物之中，我们庆幸自己生而为人，得以欣赏这创造者的杰作。
目的地并非一个道德的存在，旅行不应使大自然本身被偶像化，永远不必相信一个心灵残疾的现代人，某一天通过旅行实现了自我救赎的神话。否则，爱旅行的川端康成，也不会口含煤气管自杀。最终安慰了约伯的不是上帝回答的具体内容，或者壮阔的自然，而是上帝亮相回答问题这一行为本身，让约伯感叹“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有谁，会拒绝被宇宙的终极者所安慰呢？只要他存在，就意味着一个莫大的安慰。
本文收录于刘阳所著《从失去开始的永远》一书，商务印书馆出版，2012年
（原标题：你我装作爱旅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