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共识网，蒋保信采访）
何光沪：据1949年的统计，当时全国新教基督徒有100万，天主教徒300多万，加起来也就400多万。在50和60年代越来越“左”的形势下，后来的人数应该是迅速减少。1966年建国17年，“文革”开始，官方当然没有统计数字了，若有，应该说是零，因为那时谁也不敢说自己信任何宗教，因为全国先搞“无宗教县”，后来中国就成“无宗教国”了(实际的、但却隐蔽的情况当然不是如此)。近三十年间，各种宗教都一样受到剧烈的冲击，毫无例外。在这一点上，各种宗教是平等的。
改革开放之后，各行各业先是恢复正常，然后迅速发展，像是积蓄了很久的力量突然迸发。各种宗教也不例外，全都从80年代初开始，经历了先恢复后发展的过程。在一段时间之后，很自然地，发展速度会显出差异；尤其是人们最容易看见的佛教和基督教，发展最为醒目；知识分子较少关注的民间宗教，发展也很迅速。
前几年有些学者提出，基督教发展太快，是中国宗教“生态不平衡”的结果或表现，所以应该扶持民间宗教，以便限制基督教发展。但另一些学者调查研究后发现，宗教“生态不平衡”之说是不对的、误导的。因为，第一，从1949年到文革，当民间宗教受到打击的时候，包括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等五大宗教，也同样受到了打击，并没有所谓前者为后者让了路的情况。第二，从改革开放到现在，民间宗教的发展其实也很快。很多调查表明，它们的发展比基督教还快得多。只不过媒体不大容易注意到乡下的小寺小庙和在特定时节才涌现的民间宗教信众。第三，在此作为比喻的“生态平衡”的本意，不是说(例如就植被这方面而言)某一种植物超过另外的植物就不平衡，而是说植物的分布应该适合于该地区气候、土壤等自然条件，并且适应该地区生物链等自然需求，关键不在多少，而在是否符合自然规律。例如我国东北地区针叶林最多，是自然的，西南地区阔叶林最多，也并非不平衡。
这方面的规律，马克思说得好：任何理论或学说在一个地方或社会实现和传播的程度，取决于它适应那个地方或社会对它需要的程度。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能靠强势压制，只能因势而利导。
每一种世界大宗教都是一种理论或学说。唐太宗明白什么是基督教(请传教士“书殿翻经”，自己也“禁闱问道”)之后，发布圣旨说，此教“济人利物，宜行天下”。唐武宗用行政命令消灭佛教，顺带消灭基督教，但他做梦也想不到，他死了不久佛教就复兴，现在中国信徒最多的正是佛教和基督教。罗马帝国用行政手段迫害基督教三百年，那些皇帝同样做梦也想不到，基督宗教随后就成了帝国国教，大大促进了人类文明发展，现在遍布全世界，在全球有二十多亿信徒。
当然，最触目惊心、又意味深长的例证，是消灭宗教最彻底的苏联和文革时代的中国——如今众所周知，东正教在俄罗斯的复兴，基督新教在中国的兴盛，远远胜过在它们不受压制的地方，例如西欧。所以，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说得好：向宗教宣战是愚蠢的举动!
蒋保信：我看过赵林一篇文章，他说在中东、印度、日本等具有悠久文明传统的地区，基督教只能具有一种边缘性的意义。而中国的情况也类似，近几十年来，基督教的发展就比不上儒释道和各种民间宗教的复兴趋势。您赞同这样的观点吗?
何光沪：什么叫边缘性意义?他的意思大概是说，这些国家和地区有一个主流文明，比如中东有伊斯兰教，印度有印度教，日本有神道教，所以基督教只占有边缘地位。事实确实如此，基督教在这几个地方的确处于边缘，影响较小。
在中国，上次我们说过，传统宗法性宗教已经随满清灭亡，儒学不是宗教，古代曾经占主流地位，现在有诸多复兴的努力。信教者中，佛教徒人数可能最多。但由于佛教徒较难定义，因此其人数也较难准确——烧一次香算佛教徒呢，还是烧五次才算呢?“临时抱佛脚”的算不算?只在旅游时才烧香的算不算?这需要社会学家定出一个科学的统计标准。道教作为宗教，明清以来一直在衰落。现在看来，佛教徒似乎最多，基督徒的数量是第二。
所以，中国的情况和中东、印度、日本相比，很不一样。那些地方的主流宗教没有经过传统断裂，也没有马列主义占主导地位或无神论占主流地位。中国的基督徒占人口比例较小(但不像在中东、印度和日本那么少)，然而绝对数字却很大。这是肯定的，而且情况还在变化。
历史是很难用逻辑去推理或预测的，“只能”最好说“可能”，“可能”又得让位于事实。一个很好的例证是韩国。韩国的主流文明，从来都是儒学和佛教。他们多半把儒学称为儒教，赋予其更多的宗教性。但是，基督教在韩国的发展，远远超过佛教和儒教，人数据说占人口的40%以上。我以前在首尔参观一个教堂，发现它比斜对面的国会大厦还要大很多倍；前年参加一个教会的祈祷，清早五点钟进去，竟然有上万人济济一堂，男的西装革履，女的穿着长裙，又是提琴又是钢琴，场面真是壮观。从教堂出来，他们指着旁边看似体育馆的一座在建大楼说：那是我们正在建的新教堂，可以容纳好几万人!
蒋保信：但更多的例子是支持赵林那个说法的。比如在台湾，宗教信仰是自由的，但台湾的基督徒很少。
何光沪：的确，台湾的情况，这方面跟香港类似——基督教都有自由空间，但都始终不占主流。
台湾在国民党戒严时期，实行威权统治，对各宗教都有所控制，对长老会尤其注意，因其有台独倾向，还有民主倾向，这两方面都是蒋介石要反对的。但是整体而言，各宗教还是有相当的活动空间。在蒋经国“解严”以后，党禁、报禁解除了，宗教也完全自由了。
但是为什么台湾很少人信基督教，我觉得是因为台湾对中华传统文化保存得比较好，他们还专门搞过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所以台湾佛教、民间宗教，从来没有遭受像中国大陆这么严重的破坏。中华文化在台湾是真正占据上风的，占主导地位的。
香港也是如此。香港曾被英国殖民，但中华文化保存得很好。我第一次到香港时，才知道应该怎么过中秋节。香港人是全家都到外面山坡的草地上，点上蜡烛，吃饭，赏月。那时候大陆的中秋节还不放假，但香港的中秋节是放假的，港英政府规定全民放假。
在台湾和香港，由于传统的中华文化保存得比较好，所以他们的情况就接近于赵林的说法。
但是也不能说，一个地区传统文化保存得比较好，基督教就一定只是边缘的。韩国的传统文化也没有被破坏，但基督教却一点也不边缘。看看韩剧就知道，韩国是很儒家的，但是基督教在韩国发展得快。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基督教在韩国现代史上起过很大的积极作用，韩国人民没有忘记——比如说，二战时日本政府在日本和韩国，对各宗教压制得最严重的就是基督教，为什么呢？因为在各宗教中，基督教会最公开最一贯地反对军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在韩国则是反对侵略、抵抗侵略。在韩国的专制独裁时期，基督教会又支持广大民众和学生的民主运动。所以，韩国人民认可基督教，这至少是一个原因。
另一方面，我们应该注意到一个重要事实：在基督教盛行的韩国，受中国影响形成的传统文化，反而活在现实生活中;社会学调查表明，在中国的农村里，基督徒比起其他人来，更多地实行了儒家推崇的孝道等等价值观；同样的对比，甚至发生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华人中!
这样的现象，难道不值得大家思考吗?
（原标题：《何光沪：基督教是正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