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资料考证，基督教首次传入中国，是唐太宗贞观九年（635年），由聂斯脱利派教士，叙利亚人阿罗本等经波斯传到都城长安，当时称为景教，在中国延续大约200多年，直至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年），朝廷下令禁止佛教，波及景教，有教士2000余人被逐，致使景教在中原停止传播，但在边远地区仍有活动。
到了公元13世纪元代，元世祖忽必烈在位末年，中国和罗马教廷正式建立联系，从此基督教中的分支天主教获准在京城传教，基督教第二次传入中国。 至14世纪初，已达江浙、福建、新疆和今内蒙古五原等地。公元14世纪，明代基督教第三次传入中国，它是由西班牙籍天主教耶稣会士沙勿略从1540年开始东行转到中国广东沿海一带，但并未获准进入内地传教。1653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得到明朝两广总督的同意，进入广东肇庆，才正式开始了基督教在中国大陆的第三次传教。随着16世纪欧洲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基督教脱离了罗马天主教，随之而来的是公元19世纪改革后的基督教，替代了以往的天主教。
纵观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历史，我们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高潮阶段。第一阶段是公元 7世纪的唐代，第二阶段是公元13世纪的元代，第三阶段是明代。
清末光绪三十四年（1908），在甘肃敦煌千佛洞，发现了唐代景教赞美诗卷子手抄稿，题为《景教三威蒙度赞》，这是至今发现流入中国最早赞美诗的珍贵资料。从歌词上看已经是十分汉化了的民间诗歌形式——七言、有韵。
从明代晚期到清代戊戌维新变法之前，是中西音乐文化交流的重要时期，主要是由传教士在其中起着桥梁的作用。利玛窦就是为建立这种桥梁关系做出了巨大 贡献的传教士们中间的杰出代表。公元1582年，罗马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被派到中国传道。1601年 1月利玛窦第二次到达北京时，向当时的明神宗进献了西琴，所谓西琴即当时的古钢琴。并最早翻译了赞美词《西琴曲意》八章，授于与他同时进京的庞迪在中国宫 廷教授，这是已知键盘乐器音乐在中国的最早传播与教学。稍后，德籍传教士汤若望为宫廷撰写了一本《中文钢琴教材》，介绍古钢琴的构造及其演奏方法但是这本 书籍未能流传下来。1639年意大利籍传教士毕方济，又向明朝宫廷进献了一台“风篁”（管风琴），从此以后进入中国的古钢琴、管风琴等西方乐器就陆续增多 了。
到了清代康熙年间，康熙非常信任和器重西方传教士的学识，热衷于学习西方科学知识。他甚至任命传教士南怀仁钦天监监副官，同时又作他的音乐教师，命传教士徐日升到宫中讲授欧洲音乐理论，并用古钢琴弹奏中国的曲调。徐日升为此用汉文撰写了《律吕纂要》。后魏廷珍等编修了《律吕正义》共五卷书。这两部书是西洋音乐理论在中国的最初传入。乾隆年间，虽然天主教早已在全国范围内遭禁，但在北京，却仍有为数不少的外围传教士在这里活动。因为宫中数以百计的自鸣 钟、八音盒、西洋乐器的维修、用的西洋音乐教师更是非传教士不可。朝廷对这些传教士某些特长的依赖，也就听任了他们在北京的传教活动。根据西方传教士从北 京寄往欧洲的信函可以了解到，在当时北京的教堂不但有国人聆听弥撒、经文歌，而且也有中国儿童参加唱诗班，中国青年参加圣乐团。在方蒙著的《中西交通史》 这样记载过西乐在乾隆宫的演出：
有若干意大利耶稣会士，曾以著名滑稽歌剧教人演出，颇为高宗所欣赏，特命组织乐队演此剧，并特建一院，形似舞台，绘剧中各幕景状，俾同时可以耳聆目赏。
西方传教士在向中国介绍欧洲音乐的同时，也向欧洲介绍中国音乐。利玛窦是比较系统地向欧洲介绍中国音乐的第一人。在他所著的《利玛窦中国札记》是这样介绍的：
我想这个民族是太爱好戏曲表演了。有些人组成旅行戏班，他们的旅程遍及全国各地，另有些戏班则经常住大城市，忙于公众或私家的演出。有时候戏班主买 来了孩子，强迫他们几乎从幼就参加合唱、舞蹈以及表演和学戏。几乎他们所有的戏曲都起源于古老的历史和小说，直到现在也很少有新戏创作出来。纪念孔子…… 这种特殊的典礼伴有音乐……这些古怪的乐器，一齐鸣奏，其结果可想而知，因为声音毫不和谐，而乱作一团。中国的乐器很普遍，种类很多，但他们不知道使用风 琴与翼琴，中国人没有键盘式的乐器，在他们所有的弦乐器上，琴弦都是用棉线捻成的。他们似乎根本不知道可以用动物的肠子做琴弦这一事实。他们用乐器在音乐 会上演奏于我们的作法非常一致。中国音乐的全部艺术似乎只在于产生一种单调的节拍，因此他们一点不懂把不同音符组合起来可以产生变奏与和声。然而他自己非 常夸耀他们的音乐，但对外国人来说，它却只是嘈杂刺耳而已。
在这本书中向西方比较深入地介绍了中国17世纪的戏曲、宗教仪式音乐、中国乐器以及 中国人初次接触西洋乐器时表现出的态度。作为一个外国人，对中国音乐的描述应该说是客观地如实地反映了当时中国音乐的一些情况，但是由于东西方音乐审美观 念的差异，以及对中国音乐的生疏与隔膜，在介绍中国音乐时夹杂着一些贬评。
传教士中向西方介绍中国传统音乐的另一位杰出人物，是 18世纪后半叶到中国的法国传教士阿米奥。阿米奥精通音乐，并擅长吹长笛、弹羽管键琴。他的法文著作《中国古今音乐记》是最早用西文写关于中国音乐的专门著作。他曾这样写道：
中国音乐的历史与中国的朝代一样久远。中国音乐体系，比我至今所知道的任何一种音乐体系的历史都早。中国音乐的体系与古希腊、古埃及的音乐体系只是 有部分的不同。中国音乐体系是与这民族的一切知识连在一起的，并成为这个古老民族的生存基础。……要了解中国音乐，就要去熟悉中国人的思维，去聆听中国音乐。
著作中充分体现了尊重中国音乐文化，对中国音乐的客观评价，第一次以音乐学的观点提出了中国音乐是个独立的、完整的音乐体系以及研究中国音乐的途径。这对一个外国人实在是难能可贵的。该书出版以来，一直被西方学者当作研究中国音乐的重要参考著作。
在1761年到1792年间，阿米奥又翻译了五篇关于中国音乐的著作，其中最著名的有李光地《古乐经传》和《论中国古代和现代音乐》，使西方人了解 到中国音乐的历史简况，了解中国的五声音阶，十二律吕中的“阳律”与“阴律”，这对于当时的欧洲了解中国音乐的独特体系来说，是带有开创性的学术交流工 作。阿米奥在乐器方面还将笙介绍到欧洲，从而迅速引发了三种更具有普及性的新型乐器的发明——德国的口琴、手风琴、法国的簧风琴，这是中西方乐器交流结 出的硕果。阿米奥对中国古老的音乐文化极其重视，为向欧洲介绍中国音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