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堂音乐是基督教特有的音乐形式。唱赞美诗是最早有文字记载的基督教会音乐活动。他们用赞美诗祈祷，进行各种的宗教仪式和心中向上帝进行情感交流。到中国来的第一批天主教传教士，他们带来的是格里高利圣咏。而19世纪基督教的传教士们，带来了众赞歌。
赞美诗在唐代就开始在我国流传，那时的赞美诗有《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和《大秦景教大圣通真归法赞》。到了元代14世纪初意大利罗马天主教士约翰· 蒙高维诺来中国，在北京建立教堂并组有唱诗班。到 了明代中国人吴历作有《天乐正音谱》。这本诗歌是用中国传统音乐的曲牌和古歌填词而成的弥撒和赞美词歌。吴历是中国创作赞美诗歌的第一人，他创作的《仰止 歌》至今还被传唱，1985年被收入了《赞美诗新编》，排在第386首。
16世纪欧洲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使宗教音乐打破了只用拉丁文演唱圣 咏的习俗。他们采用本民族语言、民间曲调作为素材，来创作和演唱赞美诗，使得赞美诗显得明朗、乐观，注重人内心的情感表露，体现了民族意识，与传统、庄 严、肃穆、神秘的圣咏形成鲜明的对比。1807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来到中国广州，标志着基督教新教传入中国开始，1818年他编译用汉文的《养心神诗》即 赞美诗Hymn的旧译，它开创了以汉文唱赞美诗的历史。后又发展用各地地方方言演唱赞美诗。1861年出现了福州方言《榕腔神诗》、潮汕方言的《潮腔神 诗》。为了使布道能更沁入人心，有的传教士和中国信徒，还选用中国的传统曲调、民俗曲调来演唱赞美诗。此时的教堂音乐不但歌词开始汉语化，曲调也吸纳了中 国民族音乐出现了多种方言、民族和阶层特色的赞美诗。地处云南怒江一带的傈僳族，大约从本世纪初起有外籍基督教传教士进入该地布道。他们采用以傈僳文翻译《圣经》和赞美神，因此有的歌词带有傈僳族文学风格，赞美诗的音乐中既有基督传统歌曲，也有带傈僳族音乐风格。传教士还深入少数民族边缘地区，并印有大量 的在各民族教徒中使用的赞美诗集，有些民族没有文字，传教士们便用简化的拉丁字母和一些符号为当地民族语言注音，用字母谱和符号作赞美诗乐谱的音符。19 世纪80年代山西霍贾州人，英国新教内地会牧师席胜魔创作了一些具有当地民间音乐风格的赞美诗，据考证，这是中国最早的赞美诗曲调创作，比起前人借用民间曲牌填词进了一大步。
1922年中国的基督教徒提出了“本色教会”口号，这是中国基督教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它反映中国教徒争取独立自主，提倡民族传统文化的强烈愿望。这 使得中国基督教音乐文化产生了很大变化在礼拜仪式上唱起了中国人创作的赞美歌。1931年中华基督教会发起编订一本统一的圣歌集，名为《普天颂赞》，这书 赞美词由我国著名的音乐家杨荫浏、周淑安、李抱忱等参加作词作曲等编辑工作。所选550首圣歌中，除欧美各国的新教歌曲外，其中72首是采用了中国的民 歌、古曲和新创作的中国音乐。由于参加编辑的音乐家具有较高的中西音乐修养和中外文字造诣，所以赞美诗能够较注意汉语的语言特点，使其与音乐能够完美的结 合，提高了赞美诗的艺术性对后几十年的新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现在全国各教会的《赞美诗》又根据内容可分为《颂赞歌》即歌颂神的歌曲；《经文》歌曲；以《圣经》中的章节为歌词，谱曲传唱，便于信徒记住经文；感 恩《歌曲》感谢耶稣的救恩和述说神的恩典；《传福音》歌曲，以传讲耶稣救赎大恩为内容的歌，《礼仪》歌曲，在婚丧仪式上所唱的歌；《圣诞歌》欢庆圣诞节所 唱的歌曲。
近年来，随着音乐文化主流的改变同样也影响着教堂音乐。特别是由港台或海外传入的基督教音乐，他们思想活跃，采用现代流行音乐手法来创作颂赞歌，歌词变得亲切、通俗、易懂。伴奏常用现代电声乐队，用通俗唱法进行演唱，有时还伴有活泼的舞蹈动作，这种圣乐的创新深受年轻信徒的喜爱。
中国人对西方宗教音乐的态度是在其曲折的传播中发生着变化。随着对教堂音乐的了解加深，教堂音乐开始融入民族音乐，它的音乐功能和价值在发生着变化。由于中国传统音乐的曲调大多缓慢悠久，节奏舒缓，不利于表达鼓舞斗志，激奋人心的时代呼声，也难以用于集体歌唱。所以民国元年著名的冯玉祥将军就借用基督教赞美诗的曲调重新配置歌词，编成军队中所用的若干歌曲。有些学堂乐歌也曾选用赞美诗的曲调进行填词改变。
基督教为了达到使中国基督化的目的，一方面在中国各个大小城乡布道，一方面开办教会学校。兴办教会学校是在中国传道活动一个新的项目，教会学校除隶属教会具有传播宗教的功能外，另一方面又不同于教堂的单纯宗教化。它具有现代学校教育体系中的文史哲、数理化、音体美。在学校设立音乐教育打破了我国传统音乐的传承方式，对我国的音乐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当西方音乐的教育制度被付诸实施时，西方音乐的传播范围从以教堂为主走向了广阔的社会。
在中国最早创办的基督教学校的是1839年在澳门以传教士马礼逊命名的“马礼逊纪念学堂”。从1839年第一所教会学校的兴起到 1899年，据统计全国的教会学校约达2000所，学生40000人以上。起初是以招收读不起书的贫穷幼童为主，自1877年以后又创办了高等院校，面向 社会招生，无论是信徒还是非信徒子女，其数量迅速发展起来，更是加速了西方音乐教育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随着创办教会学校不断趋向完备，音乐教育就越受到 重视。音乐课由早期的唱歌课向合唱、器乐演奏及合奏等多种形式发展，教学内容也由早期单一的赞美诗向学习非宗教西方音乐以及多方面音乐知识发展。如 1892年美国基督教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在上海创办中西女熟，音乐是该校三门选课之一，内容包括钢琴、声乐弦乐。钢琴的修业期限包括小学阶段不少于12 年，已具有专科的性质。同时，该校还经常面向社会举行音乐会，这时，教会学校的音乐教育的社会影响也随之扩大，使得中国数千年固有的传统音乐形态受到很大 影响。
教会学校的兴起，在音乐文化观念上打破了封建的统治，也为中国的音乐教育和以后的“学堂乐歌”提供了经验与基础，又为我们带来了西方先进的音乐教育 模式。1905年，中国清政府取消了千年以来一直沿用的科举制度，建立了西式学堂。在这些学堂中，也开始了教授唱歌。教会学校促进中国音乐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为今后中国音乐教育的兴起，培养了一大批音乐家和音乐教育家。我国著名音乐史学家、民族音乐学园地的垦荒者杨荫浏先生早年就曾向美国传教士郝 路易女士学习钢琴和作曲，在她处接触到大量的英文音乐书刊，进一步开阔了他的视野。由于对西洋音乐的学习和了解，使他具备了中西音乐两方面的知识，成为以 后他从事民族音乐研究工作的良好条件，后来又进基督教办的上海圣约翰大学经济系学习。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秧歌剧《兄妹开荒》的创作者、作曲家安波。早年为 躲避军阀混战，曾在当地法国教堂避难半个多月，深为宗教音乐所打动，直接影响了他以后从事音乐的选择，1933年夏考入曲阜师范。中国近代声乐事业的先驱 女声乐教育家周淑安，1894年出生在福建厦门一个基督教家庭，在当时的厦门还没有正规的音乐教育，只能在教会里接触一点音乐，她跟在教堂里弹钢琴的二姐学习五线谱，1912年前往上海特别重视音乐教育的教会学校中西女塾读书。老一辈著名的声乐艺术家应尚能、赵梅伯、孙家馨都受到过教堂音乐的影响，曾在教会学校学习过，并曾加过教会的赞美诗演唱。指挥家杨嘉仁、马革顺、作曲家马可、章枚、音乐教育家许勇三等，同样早年都受到过基督教音乐教育的熏陶。西方音乐对他们后来从事音乐工作有着重大的影响。尤其是老一辈的钢琴教育家，他们中间有相当一部分人，都从师过传教士学习钢琴，在这里就不一一例举了。这些音乐家们对中国近代的音乐教育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推动了中国音乐教育向前发展的进程。
在人类历史文化发展的长河里，百年烟云，沧海一粟。如今在全球性的文化中，没有一个民族的文化思想可以保持“独语”状态，任何一种音乐文化都不可能 在自己原有的封闭中发展。基督教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在某一方面是西方列强在文化上的侵入，但是，另一方面却也起到了开启文化之窗的作用，使中国人从此得以 窥见域外世界的新鲜图景。一时间西方各国各地的教会纷纷派出传教士来华，当时各教会使用的赞美诗，成了西方音乐在中国传播的主要载体，同时也将西方近代音 乐文明的成果带到了中国。中国人最初通过学习这些赞美诗，学得了多种谱式和西方乐理。民族音乐的传统格局被打破，出现了音乐多元化发展的格局，我国沿用千 年的工尺谱记谱法，被现代广泛通用的五线谱和简谱所取代。尤其是教会学校这种新型的教育兴起，使得以西方音乐教育体制为模式的音乐教育初见端倪。尽管表面 上是一种被动的选择，但实际上是一种主动的文化进取，并为后来学堂乐歌的兴起铺垫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