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雅各（James Legge），1815年出生于英国苏格兰阿伯丁郡的杭特利城，他从小就学习刻苦，考入阿伯丁英王学院，19岁的时候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大学毕业。1839年7月，他带了新婚夫人从英国乘船前往东方传教，于1840年1月抵达南洋马六甲，担任英华书院校长。英华书院是由英国来华的第一个传教士马礼逊创办，旨在培养传教士的教育机构。
鸦片战争结束后，理雅各于1843年将英华学院迁到香港。迁到香港之后，英华书院的办学宗旨随着理雅各的思想转变而悄然改变，它逐渐由一所培养传教士的书院变成了招收中国青少年入学的教会学校。
理雅各不是一位固执守旧的传教士，他善于学习，不仅主张传教士与华人平等，甚至还主张走中西宗教相互融合的道路。理雅各反对鸦片贸易，认为“这是一种罪恶的交易”，不仅使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受害，而且也不利于中英之间的正常贸易。
在传教和教学的过程中，理雅各认识到了学习中国文化的重要性，他告诫其他传教士：“只有透彻地掌握中国的经典书籍，亲自考察中国圣贤所建立的道德、社会和政治生活，我们才能对得起自己的职业和地位。”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理雅各开始系统地研究和翻译中国古代的经典著作。在中国学者王韬等人的辅助下，理雅各陆续翻译了《论语》、《大学》、《中庸》、《孟子》、《春秋》、《礼记》、《书经》、《孝经》、《易经》、《诗经》、《道德经》、《庄子》等中国的经典著作，历时25年。
理雅各之前的西方来华传教士虽也对中国的经典著作做过翻译，但都是片段性的翻译，而且由于中文不精，译文辞句粗劣，谬误百出。理雅各在翻译的过程中治学严谨，博采众长，他把前人用拉丁、英、法、意等语种译出的有关文字悉数找来，认真参考，反复斟酌。除此之外，他还要与中国学者反复讨论，最后才落笔翻译。“功夫不负有心人”，理雅各翻译的中国经典著作质量绝佳，体系完整，直到今天还是西方世界公认的标准译本，他本人也因此成为蜚声世界的汉学家。
理雅各的译作被冠以《中国经典》之名在西方陆续出版。出版之后引起了轰动，欧美人士由此得以深入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理雅各也因在翻译上的成就与汉学研究方面的贡献，于1876年获法兰西学院儒莲汉籍国际翻译奖。1870年，阿伯丁大学授予他法学博士学位，在爱丁堡大学举行三百周年校庆庆典中，理雅各是最尊重的人物之一。理雅各还多次访问法国，同法国著名的东方学家朱利昂进行高水平的汉学交流，积极向西方社会介绍中国文化。
1873年，理雅各离开香港回英国。离开中国之前，他到山东、天津、北京等地旅游，拜谒孔庙，游览泰山，登临长城，然后南下江苏，从上海登船回国。这是一次告别之旅，此后，这位著名的汉学家再也没有踏上过中国的土地，但他的“中国情结”却始终没有减退。
回到英国之后，理雅各极力宣传研究中国文化的重要性。在英国驻华公使和香港总督的倡导下，英国牛津大学设立了汉学讲座，理雅各当之无愧地成为牛津大学的第一任汉学教授。虽然回到了英国，当上了牛津大学的汉学教授，但理雅各依然保持着他早年在中国养成的生活习惯，每天凌晨三点钟起床，在书桌上连续工作5个小时之后才用早餐，随后开始正常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这样，他每天的工作时间都在12个小时以上。
理雅各把勤奋治学的状态一直保持到生命的最后时刻，1897年11月29日，理雅各在讲课时突然中风倒地，溘然长逝，终年82岁。学生们把他最后写在黑板上的字拍下来，作为纪念。理雅各葬在了牛津，阿伯丁花岗岩做成的墓碑上写着：“赴华传教士与牛津大学首任汉学教授”。英国学术界为理雅各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后来，世界各地的汉学家到牛津访问总要到他的墓地上去献花，凭吊。
理雅各向西方输出的不只是中国的经典书籍，更有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与一些傲慢的传教士相比，理雅各对待中国文化的态度是客观公正的。他呼吁传教士“不要在孔子的坟墓上横冲直撞”，同时赞美中国圣贤对真理的不懈追求和对世界文化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值得一说的是，就在理雅各谢世的前两年，他还翻译出版了屈原的《离骚》。理雅各用五十余年的时间，架起了一座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他的一生开始于向东方宣扬基督教义，然而却显赫于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他结束了西方学者对中国经典文献的业余水准，使之走上了专业化的道路。今天，中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这一成果的取得与理雅各当初的努力密不可分。
（来源：郑连根空间日志，原标题《理雅各：翻译中国经典的传教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