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同性恋的产生，大概有两种解释：其一，认为同性恋属于先天性，是不可改变的；其二，认为有一部分，是后天环境的影响。这个后天环境，包括原生家庭、教育经历、甚至与爱情的挫折等，都有关系。
弗洛伊德在《性爱与文明》中，将同性恋称为“性颠倒”。他承认，同性恋的形成可能有先天的和后天的因素，也有可能是二者互相作用下的结果。但仍只有提问，没有答案。
图：弗洛伊德名著《性爱与文明》
越来越多人，更有新一代高校学子，普遍存在同性恋困惑。
朋友C曾告诉我说，从前某高校附近的廉租屋，基本上都是情侣合租的（指的是男女恋爱关系），但现在那里的很多房东说，里面都是两个男生合租，且生活极其混乱。如今，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国际化都市，更日益明显，网络科技的先进，为同性恋者之间的联络和性交易提供了便捷。
人们禁不住会问：一直崇尚君子人格、儒家伦理的中国人，为何会有这么多超常态的恋爱形态出现？
如果按照一般解释，问题似乎出在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以及解构主义，对中国传统道德体系的全方位挑战，进而导致国人从一种相对保守的社会氛围中，进入全面开放的社会氛围，使我们与根深蒂固的传统伦理渐行渐远，对各式各样的新思潮，以及所影响和催生的与以往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顿生好感，从而导致各种畸形恋爱出现。
显然，这种解释无形中过度赞誉了中国儒家的传统伦理。如果按这一设想，似乎在以往的几千年历史中，中国社会从没有出现过反常的恋爱形态？
据相关资料考证，屈原当年便有同性恋的历史细节，其对楚怀王的恋慕，在《离骚》中有过含蓄表达。中国历史上也不乏有同性恋者出现，只是并未像今天这样普遍。只能说，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以及解构主义，不仅给“同性恋”提供了理论的温床，也给其它消极的时代现象提供了理论的温床。
图：中国古代同性恋者 之 断袖之癖
与此同时，在西方国家，同性恋也不是21世纪突然滋生的社会现象，此现象古来有之，如社会学家福柯、俄罗斯舞蹈家尼金斯基，皆是同性恋者。
西方国家因浓厚的宗教信仰的基础，对同性恋现象的争议，一直有“自由派”和“保守派”的争论，尤其在以基督信仰为核心价值观的探讨中，同性恋一直被认为是违背圣经伦理，违背上帝律法的罪恶行为。旧约圣经中，记载了索多玛、蛾摩拉两座城市中的人，淫乱之风兴盛，最终受到上帝的审判；新约圣经中，保罗在罗马书，否定了同性恋行为这一不蒙上帝喜悦的现象，“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这妄为当得的报应。”（罗1：27）。
需分辨的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的后半段，站在神本主义的立场对“同性恋行为”进行剖析，却并未否定每一个同性恋者，其生命的本质，与普通人一样，都是罪人，需要救赎。不但如此，保罗也剖析了其它反常的社会现象，圣经中称为“罪”。如“偶像泛滥”，导致人对上帝失去敬畏；“背约”者，导致市场经济缺乏最基本的诚信根基；“无亲情”者，使最基本的社会单位——家，遭受破碎；“不怜悯人”者，是冷漠时代的人性写照……这一切，与同性恋现象一样，共同成为上帝眼中看为不合理之事。
在圣经的伦理观中，任何“上帝眼中看为恶”的现象的发生，不是产生于某一个历史阶段，也不是产生于某个历史阶段的特定时期，而是自从人类始祖犯罪，违背上帝诫命之后，便连带着产生一系列负面的社会现象，致使人类历史屡次陷入困境。
图：圣经中索多玛城的毁灭
然而，圣经中自我启示的那位上帝，为什么不允许人类自由恋爱，使同性恋者也享有恋爱自由呢？
在论述“自由”这一问题前，如果脱离罪性对人性的捆绑，再卓越的自由议题，再文明的制度法案，也无法解决最根本的问题。
圣经中的自由观认为：在一个被罪恶奴役的世界，人类凭借自身的理性和并无完善的道德体系所坚持和鼓吹的自由，因为罪的缘故，同时会令弱势群体受到制约和捆绑，意即“我的自由”是“你的灾难”，“毛泽东的自由”是“石鲁的灾难”，“希特勒的自由”是“犹太人的灾难”……
基督的使徒彼得，简要陈述以神为本的自由观：“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作上帝的仆人。”意即上帝在耶稣基督里，拯救了每一个陷于罪中的个体，我们便拥有自由的生命，我们以内在的自由制约外在的行为，却应使我们的自由成为仁义的自由，成为行在光中的自由，若不然，再伟大的人所宣称的自由，也有其片面之处。
站在这个立场，人们所说的“自由恋爱”，若个体未经耶稣基督的救赎，其自由恋爱所形成的关系和导致的结果，最终会让人们的爱所剩无几，使大地多了一个落寞的身影和离别时的哀歌，如世俗流行的说法：“婚姻是爱情的坟墓”。未经上帝审视的自由恋爱，导致的另外一个社会形态，便是一夜情、包二奶、傍大款……等社会现象骤增，悲剧持续升温。
上帝在圣经中禁止同性恋行为，并视之为“罪恶”和“不合理”之事，牵涉到以神为本的婚姻观。创世记二章记载，人类在受造之初，上帝即预定了“男女结合”这一最根本的恋爱和婚姻关系。在新约中，主耶稣更是以道成肉身的生命，对深陷罪中的人提出了忠告，他认为“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上帝配合的，人不可分开。”以此而论，上帝所介入、归正和成全的恋爱关系，才会在一个家庭中，在一个社群中，甚至在一个社会中，发挥其积极和向善意义。
同性恋现象，不仅违背了上帝造人之初的目的，也使同性恋者在罪中的自由，令自身或其他与己有关的个体，陷入情感的痛苦中无力自拔。甚至，倘若同性恋群体日益扩大，同时会滋生艾滋病毒，更会间接阻断人类的正常繁衍，对人类生命构成巨大威胁。
据相关调查显示，当下中国，“同妻群体”成为又一项急需关注的弱势群体。所谓“同妻”，指的是夫妻双方，丈夫是同性恋者，妻子便在夫妻生活和家庭关系中处于被动和受虐状态。很多具有同性恋性取向的男士，碍于社会压力，不得不娶妻成家，而一旦与妻子共处之后，也只是貌合神离，对妻子冷漠，渴望与同性发生性关系，久而久之，积压而生的欲望无法满足，或进出于同志会馆，寻觅同性之间的性爱，抑或在家中对妻子施行家庭暴力，衍生社会矛盾。
可见，上帝对同性恋的禁止，基于对人类的现状与未来，作出的圣者的忠告和引导。
图：俄国芭蕾舞蹈演员瓦斯拉夫·尼金斯基
在所有同性恋者的内心深处，积压着磅礴的爱情寄望。同性恋者较比异性恋者，具有高度细腻的情感体验，只是隐藏的较为深入而已。如果同性恋之间发生了性关系，无论从伦理道德、心理卫生、生物科学、生命科学等角度，都是极大的亏损。
弗洛伊德在《性爱与文明》中，通过分析指出，“同性恋现象往往发生在那些在其他方面均与正常人毫无区别的人身上，它还经常发生在那些心智能力不仅无损，反而在智力和道德修养方面有高度成就的人身上。”如前文所例的屈原、福柯、尼金斯基等思想和艺术大师。这些人群里，有的仅仅具有同性恋倾向，对所爱慕的同性心怀好感，有的则与同性之间有过漫长的性生活，而结局并不乐观。
熟悉尼金斯基的人，必定熟知他的代表作《尼金斯基手记》，这是他的舞蹈事业面临终结，在精神崩溃前夕的精神独白。他坦言了自身的同性恋取向，为了生存，与当时俄罗斯舞蹈界大腕佳吉列夫同居了5年之久，不到三十岁时，佳吉列夫抛弃了他，面临事业和爱情的双向打击，尼金斯基走向了精神与现实相悖的境地，最终在精神病院，直到逝世。与此同时，他在《手记》中，深切记录下与上帝之间微妙的灵性关系，以及他在耶稣基督的国里，看到了上帝那份永恒的爱和诚挚的邀请，那份基督对罪人的爱与悲悯，以及对罪恶的赦免。这是他精神崩溃，却没有自杀的根本原因所在。
旧约圣经的撒母耳记，记录了表面看来具有同性恋倾向，却始终遵从上帝命令的犹太王子。这个犹太男孩叫约拿单。当以色列的少年大卫帮助以色列王扫罗击败了侵略者，扫罗的儿子约拿单，便注意上了这个英俊睿智的少年。圣经里形容他：“约拿单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约拿单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就与他结盟。”他们之间，始终没有发生任何关系，仅仅作为一种友谊的象征。在“诗篇”里，大卫处处表达对上帝的赞美，对苦难的发问，以及对永恒的渴想。如果以灵意解经，“约拿单爱大卫”的本质，是对上帝的圣爱流露出的欣悦之情，也是对美好灵性的盼望；而约拿单与大卫结盟，又隐喻着上帝在耶稣基督里与人类建立新的约定。
无论异性恋者，或同性恋者，每个个体的相遇和牵手，每一段相合又离别的传奇，每一个在爱中负伤的心灵，在真实的生命之间的碰撞中，写出了人类曲折的情爱史。
李安执导的《断背山》，始终弥漫着忧郁情怀，天地间的景色却异常融洽。也许他所反映的，不再是纯粹的同性恋之间肉欲的爱，而是人类一直在寻找，一直在呼唤的那份永恒的与天地融合的爱。一旦这份爱与我们相遇，任何形态的恋爱关系，都必将从欲爱带来的灾难中，转换为圣爱与之和解的未来。
在这份爱里，基督伸出了手，他赦免了犹太的那个被众人排挤的妓女，他也期盼着与每一位同性恋者相遇。他可以改变你的思想，更新你的心灵，重建你的价值观，也恢复你失去的产业。基督被钉十字架，本是为此——使受咒诅的得祝福，使走向死亡的获得永生。他会将真实的永远的爱情，展现在每个人的面前。
本文原标题：《真爱何处寻——管窥新时代同性恋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