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历史上，我们曾经有过傲人的高等教育——的成功经验和成效。譬如，曾经在中国大地上遍地开花的教会大学。
说到教会大学，我们第一印象就是那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然而，事实上，教会大学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它的发展变化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是培养社会精英的高等教育机构，青年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学业基础乃至初步的工作能力，大多在这里滋育形成。因此，教会大学校园内连绵不绝的中西文化的碰撞与融会，便属于中西文化交流较高与较深的层次。
迄至1949年为止，中国教会大学虽然只有十几所，学生所占比重也不过是全国大学生总数的10～15％，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特别是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教会大学在中国教育近代化过程中起着某种程度的示范与导向作用。因为，它在体制、机构、计划、课程、方法乃至规章制度诸多方面，更为直接地引进西方近代教育模式，从而在教育界和社会上产生颇为深刻的影响。
说到这些大学的特点，首先是它的先进的教育理念。相对于传统封建教育而言，教会大学是一种破坏力量，它对传统封建教育培养仕宦之才的教育理念，国家严格控制各级官学的管理体制，以儒家伦理道德的涵养为主的教学内容以及把儒家典籍作为千古不变的基本教材等等，都是一种冲击。这一点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相当一段时期内得到了较充分的体现。应该说，在传统封建教育的衰败、瓦解直至被废除的历史过程中，教会大学所起的作用，总的来看，是加速而不是延缓了这个过程。
而对于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的新式教育的萌芽而言，一方面，教会大学所强调的宗教教育、它的试图使中国基督化的办学目标，与新教育的指向并不一致。因此，在所有聘请外国传教士担任教职的国人自办的新式学堂中都有不准传教和进行宗教活动的明确规定；教会大学为培养宗教人才而设置的课程、所采取的种种具有宗教色彩的有形、无形的举措，始终未被认同。另一方面，教会大学从一定意义上讲，又是被视为西方教育的移植体，对于一切有志于学习西方、改革封建教育、培育人才以图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志士仁人而言，教会大学在诸多方面又具有示范、导向和借鉴的意义。
其次是它的实践性。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教会大学尽管一般规模不大，但大多办得有自己的特色，特别是在农学、医学、女子高等教育方面具有领先地位与较大贡献。它不仅通过自己培养出的专业人才、而且还通过在校师生的专业实践，直接在若干领域为中国的现代化作出重要贡献，如金陵大学的农业改良与农村调查，燕京大学的新闻学系与社会学系，华中大学文华图专的图书馆专业，东吴大学的比较法学，圣约翰的商科等等，在社会上都有出色的表现。
最后是它的自由度。中国教会大学由于它的特殊地位，在一个较为封闭的大环境中形成了若干个较为开放的小环境。与国立大学相比较，教会大学的中国师生与西方文化乃至西方社会有较多直接的接触，思想比较活跃并且享有较多的自由。同时，也由于更为经常直接感受某些外国势力如政治、宗教、种族偏见的刺激，比较容易触发民族反抗情绪乃至滋生革命思想。所以，历次反帝爱国运动与民主革命运动，都有大批教会大学师生积极参加，有的教会大学甚至成为爱国民主运动的重要据点。从这个角度来看，教会大学史对于研究近代中国政治史、革命史也有一定意义。
另外，教会大学还成为我们与外部世界的一个窗口。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是一个双向对流的运动过程。中国教会大学既是基督教文化与近代西方文明的载体，同时它又处在东方传统文化环境与氛围之中，因而不可避免地要逐步走向本土化、世俗化。中国教会大学的发展，归根到底，还得取决于它对中国国情与社会需要的适应能力。许多长期在中国教会大学工作的西方教职员（包括一些传教士），也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中国文化的熏染，在不同层次与不同程度上吸收中国文化，并且将其带回西方故土。所以，对于有些西方人来说，教会大学又是一个观察、了解中国文化与中国社会的不大不小的窗口。
正是因为教会大学有这些特点，所以他们在中国的教育实践中取得了重大成就。我们不妨以名扬中外的清华大学为例。清华大学是我国著名高等学府，在它的发展过程中，曾有4位校长（周诒春、曹祥云、严鹤林、赵国材）是圣约翰的毕业生，人们甚至戏称清华为圣约翰的“殖民地”）。在20世纪20年代收回教育权运动之后，教会大学先后向中国政府立案，由中国人担任校长。
这些中国人校长绝大多数都有在教会大学学习的经历，如吴贻芳（毕业于金陵女子大学）、王世静（毕业于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刘湛恩（毕业于东吴大学）、韦卓民（毕业于文华大学）、陈裕光（毕业于金陵大学）、张凌高（毕业于华西协合大学）、陆志韦（毕业于东吴大学）、林景润（毕业于福建协和大学）等等。他们当中有的人担任这些大学的校长达20多年，如吴贻芳之于金陵女子大学、陈裕光之于金陵大学等，为这些学校的发展呕心沥血，贡献出毕生的精力。此外像我国著名幼儿教育家陈鹤琴（圣约翰大学）、著名教育家孟宪承（圣约翰大学）等均有在教会大学学习的经历，孟宪承还曾在圣约翰大学工作过相当长时间。（下一篇：《林语堂、张爱玲母校，“东方哈佛”圣约翰大学》）
（来源：信力建的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