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有必要专门介绍一下圣约翰大学。这所大学前身是1879年美籍犹太人施约瑟创办的上海圣约翰书院，1896年即改组成沪上唯一高等学府，是中国首个全英语授课大学，以“光与真理”为校训。它早在1905年就在美国华盛顿州注册，办的教育比美国还要美国化，有“东方哈佛”和“外交人才养成所”之雅称，学生多是政商名流的后代或富家子弟。这所牛气冲天的名校直到1947年才向国民政府注册，是最晚向中国政府注册的教会大学。
圣约翰大学创下了民国教育的多项第一，尤其是在体育教育上遥遥领先。比如拥有中国第一个现代化体育馆，举办了中国第一次校园运动会。毕业于圣约翰的林语堂就是位体育健将，曾经在学校创纪录地一次上台领奖四次。多年后他仍对母校的体育教育津津乐道：“倘若说圣约翰大学给我什么好处，那就是给了我健康的肺。我若上公立大学是不会得到的，我学打网球，参加足球校队，是学校划船队的队长。”圣约翰除了培养像林语堂这样出色的高材生，还有张爱玲、邹韬奋、顾维钧、宋子文、荣毅仁、刘鸿生、贝聿铭、施肇基……一大批影响时代的学生。随着毕业生一批批进入社会，为母校赢得了斐然的声誉。
此外，比如燕京大学的社会系和新闻系，齐鲁大学的农科和医科，圣约翰大学的外语和医学，岭南大学的教育、商科及社会科学，之江大学的建筑、土木工程，以及沪江大学的化学……一大批影响时代的学生。随着毕业生一批批进入社会，为母校赢得了斐然的声誉。
这些教会大学的文凭都得到欧美国家承认，有的学校毕业后可以直接进入美国大学研究生院学习，有的则只需补修30个本科学分就可。无疑这些教会大学使中国高等教育与西方的差距一下子缩短了几百年，它们中佼佼者的水平接近了同时代欧美一般大学的程度，已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一支重要力量。
总结这些教会大学的成就，我们起码可以得出一下几点：
第一，这些大学促进中外高等教育间的交流与合作，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 教会大学是基督文化与现代西方文明传播的载体，它输入西方文化，成为西方文化的传导者，它把西方资本主义的思想文化、价值观念、生活方式输入到中国，不但对中国教育的进步，而且对中国整体社会的近代化都产生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加速了国人对西方文化世界的了解。同时，它又将中国文化介绍到西方，成为中国文化西传的媒介。
第二，为近代中国工农业的发展和社会服务培养了许多宝贵的人才，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中国高等教育的近代化历程教会大学在其存在的几十年中为中国社会培养了各类人才，他们活跃于社会的各个行业，为旧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如燕京大学1924年创办的中国第一个新闻专业，高质量毕业生受到国内各大新闻媒体的青睐；协和医学院围绕高标准、高质量，经过严格的淘汰，培养出一批拔尖的医学人才，如建国以前国民政府医药卫生部门的高级官员大多系协和出身。
第三， 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建立与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和许多可供借鉴的宝贵经验。由于教会大学在向中国政府立案注册前，必须进行财政预算，而且在图书馆、实验设备、系科数量和类型以及教师资格等诸多方面都有一系列的最低标准，这就促使教会大学的实力得以加强。同时，由于教会大学大多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支持与保护，使得它们在战争年代免于遭到毁灭性的破坏，这显然是对中国有限教育资源的有益补充。同时，教会大学还将西方的办学模式、教学内容、人才培养、适应社会等许多方面带到中国，这为中国的近代高等教育提供了崭新的内容，使我国高等教育教育在起步阶段就有许多宝贵的经验可以借鉴。
今天的中国，正在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吸取全世界各个国家的优秀科技文化，乃是这个进程的必由之路，而这条路的终南捷径，勿庸置疑，就是大量引进其先进教育——对外国开放教育，势在必行！
（原标题：呼唤教会大学的回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