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92年8月1号来深圳的。那时正好是小平南巡讲话之後，中国经济在经历过一次大的调整後，开始复苏。而我来深圳的目的也很明确∶发财！
我们公司是某省外贸的深圳总代理公司，我来这里属於系统内部的调动。刚来时我对公司有很大的期望值，然而到这里工作了六七年，我却很有点怀才不遇的感觉──我做过外贸业务员、财务会计，也在公司的宾馆、酒楼做过，但一直都是基层员工。
几年下来，我觉得长期耗在这里不合算。正当我下定决心准备离开时，机会突然来了，公司要改制。
当时的大环境是，中国外贸体制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垄断经营放开了。我们原来服务的那些进出口公司，纷纷破产。我们公司的业务量，也随之急剧萎缩。再加上公司领导层的频繁变动，公司无法应对变革的环境，失去了许多机遇。到1999年的时候，公司已经亏得一塌糊涂了，发工资都要靠银行贷款，而且公司从上到下，人心已经散了。
我那时动过一个大手术不久，痊愈後在公司宾馆的一个小仓库里面做管理员，每天就干些整理床单之类的活。我读了个MBA（工商管理硕士）。说来很巧，我们MBA班的同学组建了一个管理谘询公司，决定租我们公司的办公楼。我于是找公司的常务副总经理沟通。这位副总又通过我，跟我们的指导老师熟悉了，并且就公司改制的话题，和我们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没过多久，这位副总成了我们公司的董事长。那时，正好国家出台政策，大力倡导国企改制。在这种情况下，公司成立了改制领导小组，把我作为员工代表吸收了进去。我们同学组建的管理谘询团队，也通过这个渠道，把MBA课程里学到的最先进的管理理念，运用到改制当中，形成了我们公司最後的改制方案。
这一次改制是我们公司的第一轮改制。改制後，员工持有一定的股份，持股员工也有权选举一位总经理。我以80%的得票率，成为了这个物流公司的总经理。
上任伊始，面临不断下滑的业绩、几千万元的贷款、参差不齐的员工素质，我对董事长感叹道：“原以为这是一堆硬骨头，仔细一看，发现这不是骨头，而是一堆刺。那我就要把这堆刺吃下去。”
幸运的是，我上任那年，正好赶上了非常有利的外部形势：深圳市正式把物流列为支柱产业，从政策上给予一定的支持；一些大型的国有家电企业，也正进行改制，准备撤销在深圳的办事处，把仓储配送环节交给第三方物流公司来做。而我们公司所在的物流园区，靠近深圳市中心，正好面向城市配送。
因为在自身优势和客户需求方面找准了结合点，不到两年时间，我们公司就成为深圳市名副其实的家用电器配送中心──公司第一年就减少了亏损，到第二年更扭亏为盈，有几十万的利润。
我也按照改制方案，将公司的组织结构、考评制度、企业文化等，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两年下来，公司面貌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人的骄傲是特别容易滋长的。那时，我甚至觉得，给我一个支点，虽然不能把地球撬起来，但这块物流园区，是能够撬起来的。我跟董事长夸口说，要把整个物流园区都纳入我们名下。这大概就是圣经里所说的人容易犯的罪──“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之一吧？
正在这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当初选我当总经理的那些员工，有近一半联名写信，要求董事会罢免我，其中包括我亲手提拔的副总和部门经理──我亲自培养的得力干将、跟我一起走过前面两年风风雨雨的亲密同事！
我非常震惊，也很想不通。于是，我找员工私下谈话。他们和我说话的时候，是流著泪的，他们说跟著我干事压力太大了。大家背後都叫我“老虎”！
我受到了非常大的打击，两天两晚，我一分钟都没有合眼，头发也掉了好多。在痛苦的反思中，我意识到，我在管理上，犯了极大的错误：我自己是个工作狂，也要求每个员工都是工作狂。我承担100斤的压力时，也要求别人承担100斤。但我忘了，在不同的岗位上，应当承受的压力是不一样的。
经过董事长与员工代表协调，在我承诺不打击报复，并尽量改变工作方式的条件下，风波才得以平息。
企业经营成功带给我的喜悦再也没有了，我发现自己做人很失败，心里沮丧到极点。我真的想做一个好领导，但是，什麽是“好领导”呢？我的上级和下级，对我的期待都不一样。我根本缺乏一个的绝对的标准可以依靠。
这件事之後，我回了趟老家，一是为了放松，二是想弥补一下失落感，回顾自己从这麽个小村落里辛苦地奋斗过来，想从中寻回自己原始的奋斗动力。
从老家回来後，我有了一些改变──其实只是表面上收敛了一点，并不是发自内心的。因为我是被迫的，是强压下的妥协。
我常觉得自己是分裂的：我希望改变，实际上却秉性难移，改不了。比方说，上午的时候，我还是满脸笑容、和蔼可亲地跟员工说话。但是中午发生了一件不高兴的事，下午再见员工的时候，已经变回过去的样子了。
这样一来，员工就更没有了安全感了：“老虎”又恢复原来的面目怎麽办？虽然他承诺不报复，但谁知道他会不会报复呢？
其实不仅是他们，我自己有时候都觉得可怕，心里也非常难受。
这种状况，两年後才得到明显改观。因为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圣经《箴言》4∶23），我真正的改变，也是从内心开始的──2004年，我信主了。
我和妻子是中学同学，1992年结婚。1998年我得了一场大病，我父母从老家来到深圳，带来了一辈子的积蓄和最大的支持。而我妻子则默默地撑起一个家。她本是个很柔弱的女人，但在这麽大的压力下，她表现得很平静、很坚强。她每天挤公共汽车，到幼儿园接送女儿，同时在单位上工作干得一点也不马虎，晚上还到医院照顾我。她没有在我面前流过眼泪，也没有叫过苦。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珍惜这个家。
但是，在公司改制的头几年中，我完全忘了这点，成了一个工作狂。那时候眼睛里面、心里面，除了为公司赚钱以外，别的什麽都看不见。包括亲人，也都放在很次要的位置。
我家距离我的办公室不到500米，但是我几乎没有正常回家吃过午饭，都是由我爸妈或妻子给我送来，晚餐也常常是这样。即使送来，我也未必顾得上吃，真是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
我这样的工作方式伤害了很多人，尤其是家人，包括幼小的女儿，我忙得根本没有时间管她。而且当我在职场当中，跟同事关系处理不好、跟上下级关系处理不好的时候，也不可能处理好跟家里人的关系。我整天在外面奔波，在公司里面受到这麽多的压力，回到家里能给妻子好脸色吗？结果是夫妻吵架影响孩子，父母也跟著很难受。
有时候夜深人静突然醒来，我发现妻子一个人在默默地流泪。我问怎麽回事，有什麽伤心事？她说没有什麽，就是觉得很压抑。没事的。你睡吧……
可以说，正是家人，尤其是妻子的长久包容和忍耐，还有支持，我才得以顺利度过那个重大关头。我後来常对人说，我能有今天，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娶了一个好妻子。
就在这时，我参加了物流硕士班学习，班上正好有位女同学跟我是老乡，我的心与她越走越近……
（原标题：《漂泊中的宁静──一个“60后”在深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