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一生，是多灾多难、崎岖蜿蜒的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缩影。而她那如同“压伤的芦苇不折断”的生命，亦足以证明中国女性之伟大。
在中华民国宣布成立的那一年，刘德伟出生了。她的父亲在国民政府中做过县长，后来在军队任少将军法官。他们的家庭清贫而简朴，父亲甚至没有能力供养女儿念书。刘德伟是靠武汉圣公会的贫寒大学生助学金贷款，才完成北平燕京大学英文文学的学业。
刘德伟从小接受的是新式教育，中学时期先后在汉口圣约翰女子中学、圣希里达女子中学就读。她接触到了许多欧美基督徒，他们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尽心尽力为中国的教育和医疗事业服务。与这些老师朝夕相处，老师的品格与言行让她深受感染。
在教会学校，刘德伟很早便接触到了圣经真理。《约翰福音》中的经文“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万物是藉着他造的”，给了她生命、希望和快乐。她在17岁的时候便领受了洗礼，成为一名基督徒。
教会学校的教育方式和教育内容，让刘德伟终生受用。比如，学校要求学生绝对诚实，还要掌握职业技能，能从事社会服务。圣诞节的时候，校长要求每一个学生都准备礼物，不仅彼此相送，更要送给穷人。这是学着“施予”，因为圣经上说：“施比受更为有福。”
当刘德伟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燕京大学之后，她成为校园里一朵灿烂绽放的花朵。当她骑着自行车在校园里穿梭之时，众多男生的眼光都被她吸引住了──著名作家萧乾也是其中之一，他们之间的友谊保持了一生。刘德伟所学习和生活过的燕京大学，后来成为北大校园中最精华的一部分。刘德伟在燕京大学求学期间，当时燕京大学的校长，即是燕京大学的创始人，司徒雷登。司徒雷登告诉她，中国的大学应当教育青年懂得欣赏自己的文化，为自己的文化而骄傲。司徒雷登认为，爱国的心与人格的培养，应该经过艰苦的锻炼，而通过教育来维系和提高文化，是一个长期的工程。
为了体现这种思想，司徒雷登在行政大楼前，建筑了两个具有装饰性的、体现中国文化的华表，又在未名湖畔建筑了宝塔式的自来水塔，让它美丽的倒影映在水中。这些建筑和园林设计，至今仍然让北大师生引以为荣。
在司徒雷登与刘德伟的对话里，隐含着他对中国深沉而真挚的爱。司徒雷登的父母，是早期来华的美国传教士。因此司徒雷登出生在杭州，并一生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更多于美国人”。他后来亦成为美南长老会传教士，把大半生奉献给了“第二故乡”的中国。日本侵华期间，他被日军关入山东潍县集中营，直到日本投降后才获释放。
后来，司徒雷登出任美国驻华大使。可惜的是，“他的努力既不可能被国共双方所真正接受，也未得到美国政府的信任。”并且，因为毛泽东一篇著名的《别了，司徒雷登》，司徒雷登这个名字，在中国成了声名狼藉和失败的代名词。
他于1962年病逝，遗愿是将骨灰送回中国，埋在燕京大学。不过这个愿望至今没有实现。
作为“ 司徒雷登的学生”，刘德伟是那一代中国知识青年中的精英分子。
在刘德伟的一生中，有两件事非常值得称道。
第一件事情是：1938年夏天，她被选为中国全国基督徒联合会的代表，出席在美国召开的世界第二届青年代表大会。作为中国仅有的两位女性代表之一，她利用这次机会，在北美数十个城市宣传抗战，为硝烟弥漫、血雨腥风中的祖国，争取美国民众的同情和支持。
刘德伟这次风尘仆仆的巡回演讲，大概是“第一夫人”宋美龄访美前夕，最成功的一次民间外交了。当时美国中南部地区的普通民众，很少有机会见到中国人，即便见到，也大都是在当地开餐馆和洗衣店的穷人阶层。而刘德伟那照人风采，犹如一粒明珠，倾倒了无数民众。
刘德伟在美国的巡回演讲中指出，美国95%的丝是从日本进口的，每当看到美国女士们脚下的丝袜，就像看到中国士兵的血从腿上往下流。日本一双丝袜的丝，可以赚七颗子弹的钱，而这七颗子弹是用来杀害中国士兵和平民的……就在演讲的会场上，许多美国女士当场脱下丝袜，宣告：“我们今后再也不穿日本丝袜了！”
第二件值得称道的事情是：她是中国第一代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工作者”。
在抗战胜利之后千疮百孔的上海，她出任上海儿童福利促进会的负责人，与著名教育家陈鹤琴一起，拯救了成千上万流离失所的孤儿。她在同仁的帮助下，开展了棚户区的儿童福利工作，推动了托儿所事业，出版了《儿童与社会》刊物，还开办了“儿童玩具教育”展览会等。她放弃了许多带来丰厚收入的工作机会，投身于这份不仅收入极低，而且杂务多如牛毛的事业。
她的选择，大概是今天某些热衷于回国捞钱和捞权的“后辈海龟”们无法理解的。这种选择，跟她的基督教信仰有密切的关联。是耶稣，给她爱和力量，让她不畏艰辛，深入贫民窟，给缺衣少食的孩子送去生活必需品……她那江河般源源不断的爱，在黑暗中闪烁出信仰的光芒。
（原标题：历尽沧桑， 润泽犹新──读刘德伟《一粒珍珠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