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卓民生于广东一个茶商家庭，少年入私塾读经史，勤奋而聪慧。1903年随父来武汉，自费就读于基督教圣公会文华书院中学部。1907年就读于文化书院大学部。在教会学校长达8年的学习和接触基督教过程中，韦卓民渐渐对基督教产生了好感。
读中学时，耶鲁大学理科硕士、美籍化学老师Richard千里迢迢来到中国教书。他为人和蔼，关心学生，常用自备的普通药品给学生看病，感动了许多同学，也感动了韦卓民。他想，这就是“博爱为德”的基督精神吧。
在对基督教有了客观和全面的了解后，韦卓民背离了父亲关于对西洋宗教不要放在心上的训诫，在23岁学士毕业那年接受洗礼，成为圣公会基督徒。
因韦卓民对中西文化有精深的理解，英文又好，信主后，他获得教会学校的重用，被推荐出国。1919年，他在31岁时获得哈佛大学哲学硕士学位。回国后担任文华大学哲学教授，同时还担任中华圣公会全国会议主教院翻译，当选基督教全国协进会委员。
1929年，41岁时，他获得英国伦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并担任华中大学校长（文华大学与其他大学合并后的称呼，也是华中师范大学前身）。
关于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之关系，韦卓民强调二者要兼容并包。在非基运动中，他面临民族主义者的攻击，一些按基督教方式办教会学校的中国教会领导人被称为“洋奴”，在此形势下，他顶住国内的压力，依然在1926年10月出任华中大学代理校长职务。
在他看来，那些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者担心本族文化被改变，常对文化开放和融合采取敌视的态度，是不必要的忧虑，他认为文化的改变对国家繁荣有益无害，这种情形在世界文化发展史上不乏其例。文化的改变并不一定会危害国家的命运，反而经常会使其更丰盛。
同时，他又强调，基督教必须尊重中国的社会结构、文化习俗，逐渐形成“中国形式”，基督教要中国化、本土化，要立足于中国人的生存和固有的文化表述。他指出：“每一个国家民族有它的个性，所以有它生命的特殊职责和表现。”
外国过来的牧师把丰富的传统、经验、信条带到中国，中国人不必排斥。基督教中国化并不意味着一定要排除外来的东西，但外来的东西必须由中国人按自己的需要去吸收，而不是强迫性地加在中国信徒身上。
韦卓民还指出，外国的牧师和教授来到中国后，应更加注意研究和了解中国的观念、制度及文化背景，某些宗派主义的外国基督徒完全以“自我”为本位，认为作为他者的中国人“微不足道”，不用费时去认识，只要使“他者”遵循其理解，就能使“他者”合于真理，韦卓民认为这种想法欠妥。
基于对中国文化的尊重，韦卓民在大学聘任了很多具有良好传统文化背景的中国学者，并设置占比例较大的国学科目，鼓励教会大学的学生以中国人的观点、思想及合乎中国人的态度去思考和做事。
关于基督教的高等教育问题，韦卓民很有见识和抱负。他认为，教会大学的中心工作应能满足基督教教会的需要，它对中国的永久贡献应是基督精神。因此，他反对基督教大学世俗化的办学倾向。
他批评一些基督教大学为了适应社会需求，大力兴办职业教育的做法，认为这些基督教大学在学院里忙着培养更多的技术专家，让学生“去种更多的庄稼、养更肥的猪，或修更坚固的桥、做更清楚的账目、搜集更多令人难忘的统计数据，甚至，去制造更耐用的墨水、更卫生的肥皂”，这些活动尽管对团体和国家的幸福很重要，但韦卓民认为这不是基督教教育的重心，基督教教育的重心应是在基督教根源的真理之光中，重建人类的生活。
因他的高瞻远瞩，华中大学强调培养教会领袖和基督教研究人才的重要性，华中大学保留了神学科，设新旧约圣经、基督教历史、基督教教义、基督教实践神学等各种讲座，由学生自由选修，使宗教研究科学化，藉此为教会培养富有新知识之人才。
华大学生毕业后，在世俗工作岗位上也积极响应“牺牲服务，博爱大同”（校训）的基督精神。华中大学教师的基督徒比例一直保持在70%到90%之间，原因是韦卓民怕聘任太多的非基督教师，会削弱学校的基督教特色，无法营造纯正的基督教氛围。
他还亲自给大学生上逻辑学、伦理学和哲学课，并秉持“以最少的金钱，办最多的事业”的原则，自己生活虽清苦，却把一生都献给了华中大学。（下一篇：“把教会大学办下去”—逆流而上的学者韦卓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