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卓民认识到，教会大学在中西文化交流和融合中起着特殊和重要的作用。在教会大学里，中外师生可以一起生活、工作和思考，以最亲密的态度彼此担当责任，在朝夕相处中，有机会消除那些因文化背景不同而产生的分裂因素，在本着相互欣赏、学习的过程中，达到“综合中西文化”的目的。
1930年，他发表《基督教学校的行动方向》，认为不管环境如何艰难，教会中小学都应该继续存在下去。如果让儿童在基督教学校读书，就不会受太多反基督教的或十足的世俗主义宣传的影响。
1931年，他在金陵女子大学“南京基督教学生退修会”上做题为《中国文化改变中青年应有的态度》演讲。指出科学的发达虽增进了物质文明，但物质文明和由此而生的物欲却引导人类走向野蛮和痛苦。他提醒在座的基督徒大学生，相较于物质文明，今日的中国基督徒更缺乏的是精神文明。
他积极介入公共领域，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在国内外为国家和社会呐喊。
抗战时期，他在美国和英国通过演讲、发表文章来抗议日寇侵略中国领土，主张美国抵制日货，强调中国人民和政府在抗战中的决心。
在国土沦陷时期，他著书立说，详尽分析中国的基督教、教育、文化该何去何从。1939年他发表《远东的冲突与基督教面临的挑战》、《基督教学校应循之途径》、《当代的传教》、《抗战时期中国的教育》等文章。这些文章帮助人们解开了对学生不参军反而在大后方上学读书的疑惑，统一了在战时办教育的认识。
1946年，他在美国纽约协和神学院做题为《让基督教在中国的土壤里生根》的演讲，阐述基督教在中国本土化的必要性，认为基督来到中国，不是来毁灭而是来充实中国文化的。
（年轻时的韦卓民和妻子）
在“五四”一代学人的知识背景中，接受基督教信仰会面临“不符科学”和“来自西方”的两种诘难。韦卓民主动宣讲自己的基督信仰，在当时属于“逆流而上”，甚为不易。
他在艰难的处境中坚持把教会大学办下去，这需要睿智和信念。当时，教会大学一方面要适应中国政府的政令法规和中国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又必须满足西方设立者的要求，韦卓民努力在中西、基督化与世俗化之间找到平衡，顶住了各方的压力。
出于对中西文化和文化自身变革的深刻认识，以及信仰给予他的超拔精神，韦卓民一生坚持主张中西文化的融合。
在三四十年代，他在国外多所大学和神学院讲授中国文化，促使西方人加深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品德的正面了解；在国内，他长期为基督教教育和教会建设不断发声，认为教会大学可以培养社会各式人才，包括教会领袖和基督教研究人才，认为基督教的存在将给中国人的道德带来新生。
韦卓民相信上帝的本质在于分享，上帝如对子女一般，极愿意与人分享他所拥有的一切，包括他创造的世界。他要叫世人与他一起分享世界的美好。上帝对世界和人类极慷慨，为担当人类的罪以及让人类从自我中心走出来，他甚至愿意把独生子耶稣基督献出来，成为替罪的羔羊。目的就是希望人类寻求他，跟随他的爱，走出自我，走向他人，从而丰富自己的生命。
这就是韦卓民。他意识到教会大学是东西文化交流和融合的重要场所，在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接触和融合过程中，他成了受益者，为后世留下了如《孔门伦理》、《中国文化的精神》、《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释义》、《纯粹理性批判》、《康德哲学原著选读》等八百多万字的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