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八岁的时候，罗尔斯遭受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他先后感染了肺炎和白喉，但是竟然奇迹般地康复。不幸的是，他的疾病却先后传染给他两个弟弟，结果两个弟弟分别因为肺炎和白喉去世。这件事对他的身心是个极大的打击，并且因此口吃。也或许因为这个悲剧，他著作中对先天和后天不幸的社会弱势族群，总是充满特别的同情和关怀。这个阴影也可能让他对战争所带来的灾难特别敏感，也特别苦恼。
罗尔斯在普林斯顿最后两年（1941-1942），曾经认真考虑进修作圣公会的神甫。当时正值美国参加二战，许多同学都去从军。最后他决定参加陆军，在太平洋战区服役。在军中，他听到一位路德会的牧师讲道，告诉他们，上帝使用联军的武器杀戮日本人，上帝并且保护联军不受到日本人子弹的伤害。不幸地，他的一位好朋友战死了。
战后，他亲眼看到广岛被炸的惨象，这给他很大的刺激。他又接触到犹太人遭受大屠杀的消息，这个事实让他无法接受。罗尔斯开始怀疑，人的祷告和上帝的旨意之间不可能有任何关系。“我怎么可以向上帝祷告，祈求他帮助我，或是我的家庭，或是我的国家，或是任何我所珍惜的东西。在此同时，上帝却没有从希特勒手下拯救那几百万犹太人？”于是，罗尔斯放弃了基督教的信仰。他无法在人类历史的残酷现实与上帝的旨意之间取得调和。
这位真诚的寻道者、有良心、有热情的思想家，就此离开宗教信仰，因为他无法理解与接受人类承受的苦难和邪恶，他在宗教里找不到任何意义。
不只是罗尔斯，这也是许多人的困扰。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维克多·弗兰克去世后出版了一本《人对终极意义的寻求》。他在书中说，会这样发问的人，都是没有经历过奥斯威辛的人，因为有更多的人在奥斯威辛找到上帝，找到信心。
基督信仰的中心是耶稣，离开道成肉身、无辜受害的耶稣，人就无法了解上帝的心。波士顿学院的彼得·克利夫特教授在讨论上帝对人类苦难的回应时说：“答案不是某个道理，或某件事情，乃是某个人。”人类的苦难，有时不能用道理完备地解释。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埃利·维瑟尔曾回忆他在集中营里亲眼目睹的绞刑场面。旁边有人喃喃地说：“天啦！上帝在哪里？”维瑟尔感觉有个微小的声音在他里面说：“上帝就在绞架上，他还可能在别处吗？”是的，如果没有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受难与复活，无谓的苦难是没有意义的。
讲求理性思考的学者，在人生苦难面前也有不同的选择。哈佛大学的天文学家金杰理，17岁的时候弟弟在送报纸的时候被汽车撞死；生物学家科林斯在《上帝的语言》一书中，痛苦地讲到自己的女儿被施暴，至今没有找到犯罪者，更不要说绳之以法。这些无谓的苦难煎熬着他们的信心。罗尔斯选择放弃他的信心，金杰理和科林斯则选择坚持他们的信心，并且凭着信心活着。他们知道，放弃信心并不能解决邪恶与苦难的问题，只能让苦难更无法忍受，生活更没有盼望。
（原标题：罗尔斯《正义论》的灵感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