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能仁出身英国名门,母亲是大家闺秀,父亲曾担任皇家兽医外科学院院长。年轻的富能仁热爱音乐,弹得一手好钢琴。他对工程专业充满兴趣,做工程师的美好前途在等着他。但他却感受到上帝的呼召,毅然决然,22岁来到中国,历30年,在中国云南边陲,与少数民族尤其是傈僳族为友,倾心帮助这些少数民族,多经磨难,于1938年因患脑疟疾死在保山,时年52岁。这本由他的女儿写就的传记,既是富能仁的心灵史,也是傈僳族文化更新的变迁史。从这本传记,我们可以看到成功的文化更新的几个DNA。
富能仁来到傈僳族中间,安安静静,他通常穿一套中国穷苦工人的衣服,一双适于走路的便鞋,随身仅带一件换洗的衣服,一床毯子和几本书。一个初次见他的人说,“我还以为他是个中国的苦力呢”。富能仁多次面对当地人的羞辱和危险,他没有诉诸于政治权力的庇护,也没有以武力对抗,而是谦卑忍耐,在爱心中等候,从而赢得了当地人的信任。书中写到,他多次跪下祈祷的情景,是我们的文化所不熟悉的,这种灵性生活帮助富能仁释放心里的委屈和苦毒,保有内在的柔和。傈僳人慢慢地完全接纳和信任富能仁,相信他是为着他们的福祉在努力,从而产生了跟随富能仁更新文化的挚诚。
文化更新需要从外面输血,这是必然的,但关键在于血是怎样输入的。富能仁参与创制了傈僳族的书写语言;他参与了傈僳语《圣经》的翻译。富能仁深深知道,比物质的贫乏更可怕的,是精神的贫乏和灵性的空虚。他从一开始进入傈僳人中间,就没有用资金和资源吸引当地人,而是鼓励他们自立自强。傈僳人修建教堂,也不是从外面进行募捐,而是自己人一手一脚,奉献时间和金钱修造起来。虽然简陋,却是属于傈僳人自己的心灵殿堂。富能仁深知自已是外来人,早晚会离开,因此他极力培育本地人接续他的工作。在世界各地,最让从事非盈利事业的人头疼的是,血不断输入,当地却越扶越贫。但富能仁让我们看到一个典范,通过提升本地人自立自强,以致正面的影响可以不断延续。
文化更新不仅关乎个体观念的更新,也关乎社群意识的唤醒,在社群中让人与人之间彼此关照,生命相连。富能仁建立了第一个傈僳人教会,以此为中心构建了傈僳族的社群意识。婚礼、葬礼、孩子教育、唱诗班、查经班等,这一切构成了社群生活的元素,让一个社群开始产生共享的价值,每一个成员在其中产生归属感和社群认同。这种健康的社群意识成为社会稳定和谐的基础。
富能仁不是一个唯精神论的不着实际的人,他清醒地看待傈僳族人的淳朴和美好,也看到其中的陋习。“富能仁意识到傈僳人接受信仰后将面临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生活方方面面都需要重新考虑,比如土地的使用、教育的发起、饮食习惯、对政府的态度、引进医药等。显然,范围如此大的改变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需要实际指导。”于是富能仁有一段时间潜心研究土壤和农业。假如傈僳人不再种植鸦片,那他们的山地种什么合适?如何改进农耕方法才能使农民获利?富能仁看到文化更新乃是一个全面的生命系统,从经济方式到生活方式,他悉心关切,并结出了丰硕的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