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富论》的开篇，亚当·斯密就谈到分工问题。身为斯密好友的弗格森，则对分工有着他道德哲学家的特殊关切。弗格森敏锐地意识到，分工将导致灵魂的贫乏。与托克维尔对民主的忧虑相似，弗格森对分工的睿见，透过一种社会经济状态直指人的灵魂状态。就像民主不只是一系列制度安排，分工也不仅仅是提高效率的经济行为，二者都事关灵魂。
在分工日趋细密的现代社会，一个人有着怎样的工作伦理，必定与他的灵魂状态有关。也就是说，谈论工作伦理，就得谈论信仰。一个人在流水线上，每天单调地拧着螺丝，或者日复一日，在电脑前处理满是数据的表格。倘若分工导致的就是这样的隔绝，而且灵魂也断了线，无法链接到任何价值系统，唯一的后果只能是贫乏与枯竭。
如果韦伯的观点是对的，新教伦理为资本主义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那么有可能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理性化与官僚体制构成的铁笼终将吞噬一切，而这与新教精神本身格格不入，两者相去不可以道里计。天职的观念无法离开信仰背景，它本是对呼召的回应。世俗化的时代，没有超越性的信仰，没有至高者的呼召，就没有真正的天职。
在金融风暴席卷全球，经济风雨飘摇的时候，葛尼斯此书尤显价值。如果经济增长就是一切，当它达到极限时，发展的目标又在哪里？如果工作的意义，仅在于使增长的经济数据更为漂亮，危机中的人又当为何而作，向何而生？葛尼斯重申犹太——基督教传统中呼召的观念，希望藉此为工作伦理寻回它坚实稳固的根基，进而为人指明生存的终极意义。
现代社会的个人，在切断与神圣呼召者的关系后，便与真正的呼召隔绝，剩下的唯有无尽的世俗工作。人仿佛获得前所未有的自由空间，工作也成为人创造自我的途径。
广告词说得好，一切皆有可能。
疯狂工作既能满足个人的名利渴求，又能带来社会身份的提升，并且不再增添任何道德上的负疚感，反而赢得普遍的赞许。这一点，最终表现在整个人类群体上，就是对资源毫无节制的损耗，对经济增长永无止境的追求。
面对如此景况，痛陈现代性的危机，对前现代怀着田园牧歌式的幻想，显然不切实际。葛尼斯重提呼召的观念，并非出于一种前现代的乡愁，他更关心的是人的灵魂，而这是任何时代均需面对的。
人的一切劳作，若不指向其存在的目的，便毫无意义。汲汲于钱财也好，追名逐利也好，甚至是为维权奔走，为公义呐喊，离了呼召都有可能使人走向歧路。
英国废奴运动中最著名的政治家威伯福斯，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我的道路，是公众的道路。我的职责是在这个世界里；而我必须融入世人的群体中，否则我就是离开了上帝指派我的岗位。”
岗位不是选择的，而是指派的。说到底，选择其实也是一种指派，只不过是自我指派。至高者的呼召由外而来，人受到它的约束。自我选择却是一种僭越的行为，仿佛人就是创造主。因此，重要的并非指派，而是谁为指派者。工作本身也并不重要，呼召乃是要人去认识和亲近呼召者。如此，则职业无贵贱，并且从业者不会在面对毒奶粉、瘦肉精时随波逐流。因为对呼召的回应是首位的，它高过一切对利益的考量。
在看似有着无数选择的时代，顺从至高者的呼召，方能在但丁笔下的“幽暗森林”中辨识出真理之路。行在这路上的人，呼召将赋予其强大的行动力，因为那呼召者值得人为之而生，为之而死。惟有与呼召者建立生命关系，行动才可能有价值和真实的驱动力。没有呼召者的一切自我追寻，无非是丸之走盘，终不能出于盘，难以形成有效的突破，也就与真正的自由和价值无关。
葛尼斯在书中全面探讨了呼召的观念，包括天主教和新教，在维持世俗与灵性平衡方面各自的得失；呼召的个体性和群体性；呼召的私人性与公共性；呼召与嫉妒、懒惰、金钱的关系等等。但所有这些都指向那一位呼召者，离了他，呼召的观念将变得毫无意义。谈论呼召，就是诉说呼召者的故事，而人生无非就是侧耳聆听，当那个“来跟从我”的声音响起时，抛下手中的渔网，顺从并跟随之。
原文标题：《从呼召到天职——一个古老观念的世俗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