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认为西方文化强调“人性恶”，中国文化则强调“人性善”。这种说法并不确切。中国文化中并非没有“人性恶”论，只不过这种“人性恶”论的提出是为了提醒后天学习和修炼的重要，还是回到对人可被教化的“光明意识”上来。西方文化传统强调“幽暗意识”不假，但也没有完全排斥“人性善”论。
《圣经》认为人为万物之灵长，盖因人之被造与万物不同，人按上帝形像被造，人像上帝，这便使人性得到极大尊崇，因此美国《独立宣言》才宣称“人人被造而平等”而不该误译为“人人生而平等”。但《圣经》又强调人的原罪和堕落，强调人与上帝的绝对距离，此乃对人性采取某种“幽暗意识”。师从美国神学家尼布尔的中国学者张灏在《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中总结“所谓幽暗意识是发自对人性中与生俱来的阴暗面和人类社会中根深蒂固的黑暗势力的正视和警惕”，也就是说，“幽暗意识”的要旨在于否决人变为神的一切可能，对人自我圣化的能力保持高度警觉，拒绝用道德意识化解人性危机，拒绝人在死亡和罪孽问题上的自救力，对基督教来说，才有了圣子道成肉身的代赎这样的路径。人的堕落和沉沦在《圣经》中被认为是不争事实，也是原罪和本罪在人性中泛滥的结果，根源正在于人的自我中心和自我神化之举。而处在原罪和本罪阴影下的人，还能像上帝吗？还像，否则连神化的冲动都不会有，他们并没有完全失落上帝形像，还拥有真、善、美、圣、爱的碎片。但问题是人无法靠己力把真、善、美、圣、爱聚成生命整体，无法在废墟上重建“巴别塔”。
所以，在批评“外在超越”过于悲观之前，我们先要反思“内在超越”是否过于乐观了？从社会层面来说，人凭理性和道德教化真能在地上建立天国吗？为什么那些宣称已经进入了天国的人们最终都在地狱般的梦魇中醒来？从个人超越追求层面来看，君子“依自不依他”，“诚于中，形于外”，完全依靠这依稀连接“天道”与“人道”的“诚”的天梯，并没有一个作为“绝对的他者”的真理监督，万一陷入“真诚的自欺”并“自欺”到自以为“真诚”怎么办？或者，干脆看开了，认为“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以不超越为超越”，那何必还追求？既然“不追求就是追求”，为何一定要“非如此不可”？于是，“内向超越”论的“内向”就有吞噬掉“超越”的危险。毕竟，超越就像爱情一样，不能仅在个体内心深处自我完成，“超越”就意味着既要“向上”又必须“向外”。
从根本上说，这种“光明意识”对人性和人的升华能力寄予了太高期望，时刻以天人合一境界来要求人自己，表面看有劝其修身养性的作用，但也有很强的副作用：一方面会带来骄傲或焦虑，另一方面也可能导致伪善。“内向超越”论的保证、落实若仅以君子的诚实为尺度，就有流于虚妄的危险。中国文化精神有极高的道德追求，旨归还是在人间，理论上可以“极高明而道中庸”，所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中庸》）；但在实际操作上很容易使“天命”被“率性”淹没，“高明”被“中庸”消解，神圣被凡俗解构。成官泯就看到了中国文化这一症结所在，才在奥古斯丁《独语录》“序言”中批判中国文化精神说：“神圣和世俗的界限和张力，正是基督教文明的核心所在，属世的一切只有通过超越才能得其意义。否则，吃喝闲逸，乃至烟花柳巷，都成了文化之精深、妙道之至境，崇高神圣的维度安在？现实生活中果圣俗无碍了，所谓德行安在？”
我个人一开始对“内向超越”观也很欣赏。初一开始，我就迷上了金庸，由金庸就走向了《红楼梦》，走向了唐诗宋词，然后是《论语》《庄子》和禅宗。这一脉引起我内心深深共鸣，那真是带着一个稚嫩少年的所有热情投入，来读这些他未必读得懂的东西，可以到废寝忘食的地步。高一时我读《红楼梦》是夜里偷偷回到教室去读，那个时候还手抄唐诗宋词，到了大学是手抄《论语》。在我当时就读的大学里有一位专门讲庄子的老人家，我跟着他专门来学庄子，每天学一段，对庄子很迷。后来接触到禅宗，是读了南京一位学者写的一本关于禅宗的很薄的小书，我看了就给他写信说“你的书使深刻成为一种美丽”，他还给我回了信，说“有缘的话我们在南大见”。后来我就考到南大，跟他学中国美学，在研究生课上，他也专门要我来讲关于禅宗的那部分。那时我也买了《释氏十三经》，专研有关佛经的内容。由金庸上溯到红楼、唐诗宋词、禅宗、庄子，这个世界是一个不断内化于我的世界。
直到有一个晚上，在南大开架阅览室，我随意抽到一本书，就打开往下看，没想到，站在那里没回到自己的位置，看到工作人员说要关门为止。那本书让我惊出一身冷汗。在这本书里面，作者提到中国有无数苦难，但文人却一再高蹈和逍遥，中国文人的精神密码就是逍遥精神。这跟鲁迅的判断是一致的，鲁迅就认为中国文化最深的东西不是儒家而是道家。我看那本书的时候，一下子就被深深触动。而且里边也谈到中国文人慢慢有价值方面的“凉心”——慢慢就不再对苦难发言，也不再夜不能寐、精神分裂或自杀，而是高蹈，与自然草木同在，让人变成石头。也许他的判断在某种程度上有偏见，但至少对我来说是当头棒喝，被深深触动，那一刻不是在看书，而是看到了一种真相或者一道光。那本书的阅读体验对我来说是震撼性的。那本书就是刘小枫的《拯救与逍遥》，198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现在我仍然偏爱这个未修订版，修订本读来就没有了原来的滚烫感。而刘小枫近来的剧烈左转更让人彻底失望。
后来我又读到了马克斯•韦伯。有人认为在二十世纪最能代表西方学术、最深刻也最伟大的一位学者就是马克斯•韦伯。韦伯一生研究了两个非常重大的课题，一是所有的古代文明都是静态的，都是农业的，都是没有袪魅的文明，但是为什么只有西方文明在文艺复兴后产生了突破和更新？而其他文明依旧，没有突破和更新？因此他第一个大课题是研究为什么西方文明在那个时候产生了突破和更新，产生突破和更新的根据是什么？原因是什么？内在理由是什么？当他研究清楚之后，他又研究第二大课题：中国文化在世界有着一流的前工业文明文化，有着一流的技术，但是中国文化为什么只有改朝换代却没有根本更新？专制体制几千年来没有改变，为什么只有革命没有革新？所以他的书有两本很重要的，一本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本研究中国的叫《儒教与道教》，这两本书使我开始认真反省我们的内向超越论跟境界式超越的内在限制。根据韦伯的研究，他非常清晰地告诉我们一个文明要产生突破，这文明必定是悲剧性文明，有着内在张力，这个张力取决于有一宇宙性法则通贯，而这个法则贯彻的程度跟文明突破的程度有密切关联；因此，在整个文艺复兴时期，给整个世界带来宇宙性的法则而且不被经世致用淹没的是新教，尤其是清教，清教带来的是一种由内而外的不妥协式突破，也带来了文化更新。而相反，回到我们中国的文化，他就觉得这种张力是不强烈的，因为我们的真理是“我说了算”，识时务者为俊杰，所谓的超越境界全是我的心说了算，因此我们就没有非如此不可的更新，只有着中庸和经世致用的实用，以致我们没有那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改革精神，只有着识时务为俊杰的中庸乃至圆滑精神。所以就造成了一种向外适应式的思维模式，而不是由内而外的突破更新模式。
（选自齐宏伟《书中之书讲演录——〈圣经〉文化今读》，原标题：“内向超越”，还是“外在超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