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我们老说中国的内省超越圆融，美妙，但是实际上在现实中这样的超越非常困难。我们攻击西方的超越是外在超越，把一切真善美爱都放在上帝那边，以致“我”这里只有丑陋，失去了超越动力。但问题是西方这种超越恰恰带出了另外一种格局。什么格局？就是以色列哲学大师马丁•布伯的那本非常重要的小书《我与你》中所谈到的，在整个基督教文化中有一种异质于“我”的绝对真理存在，当然不是“我”想象出来的存在而是“你”存在，而“我”与“你”的不断对话，“我”向“你”的不断祈祷和忏悔，然后慢慢使“我”在对话中走向超越，所以它不是一种境界式超越而是一种对话式超越。正是这种对话式超越的基本品格，使得人们不在自傲和自卑的两极中打漩涡，而是真让人对真理产生敬重，而通过与真理的对话得到一种因规矩而来的自由，而不是没有规矩的自由，从而能够让人带着神圣情怀进入世俗的世界。
根据韦伯的研究，也根据历史事实，我们发现的确不是中国文化，也不是希腊文化而是希伯来的精神和文明成了世界主潮，真正是希伯来精神和文明为世界带来了突破和更新。为什么不是希腊文化，因为在整个的希腊文化中，有灵和肉的二元张力，希腊文化内部没办法解决这个二元论（dualism）危机，到最后就形成了斯多葛主义与伊壁鸠鲁主义的对立，到底是灵还是肉？没法解决。中国文化中儒家的入世与道家的出世也是无法解决和调和的，尽管我们说儒道互补，但我们得意时是儒家，失意时是道家，我们根本就没有在内容上真正把二者统一起来。所以真正的儒家永远都是排斥道家的，真正的道家也是排斥儒家的。庄子一定是批评孔子的，而王阳明、朱熹也一定是批评道家跟佛家的，他们说道家佛家是“自了汉”。所以中国文化里边是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个矛盾不能为我们带来一个融贯的宇宙法则，不能为我们带来对话式的超越，以致我们在境界式的超越中走向了迷失，而这种迷失使我们越来越走向任性和堕落——就是超越的死结。所以金庸的作品为什么到最后是从武侠走向反武侠?为什么对于中国文化浸淫那么深的贾平凹，在他的《废都》中竟成了堕落就是超越，退一步反而就是进一步？原因就在于中国的境界式的超越模式没有一个异质于“我”的超越的真理对“我”有基本内在要求，一切都是“我”说了算，所以有一天“我”看透了，“我”就可以说一切都可以玩，一切都是假的，没什么可当真。贾平凹认为《废都》中庄之蝶的唯一缺点就是玩女人还放不开，良心还内疚，真是没有玩到大气，不行，堕落还不彻底，所以只要放开了，大胆地往前走，通天的大道就九千九百九十九。这种超越到最后容易变成妥协与圆滑。
究其实，用“外在超越”概括《圣经》的超越模式并不恰当。《圣经》认为上帝照自己的形像造人，人选择背叛上帝，始祖亚当代表人类犯罪堕落，从此，人就无法再合乎上帝造人时定的神圣标准。于是，圣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间，在十架上作为羔羊献祭牺牲，死后三天复活，打通救赎通道。但这还没有结束，《圣经》又记载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后升天，圣父和圣子差遣圣灵从天而降，感动人心接受耶稣基督的代赎，人在认信和接受后，被上帝称义，开始其今世成圣之旅。这种成圣不是自我圣化，而是受圣灵感化。因此，基督教认为没有抽象的人性，必须把人置于“创造－堕落－救赎－成全”等四种不同状态中来讨论，《圣经》超越观也因其状态不同而有不同特点：处于“堕落”层中的人，只能模糊感知“创造”层的真、善、美、圣、爱，却不能靠自己成全“救赎”，化为“人神”。“堕落”层中的人无法向“创造”、“救赎”和“成全”状态产生突破，只有领受“救赎”后才能开始突破和超越。而领受“救赎”后的超越则是圣灵内住下的超越，人以其“肉身”践履“圣道”，和“堕落”状态下的自我超越方式并不相同。为了把这种超越方式说得更清楚，《圣经》干脆以“重生”来说明。约翰福音第3章犹太大学者尼哥底母深夜造访耶稣，叩寻人生在世的超越真谛，耶稣直接拈出“重生”二字来回答。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上帝的国，人的重生不是靠再进母腹生出来，不是靠自己的能力，而是仰仗圣灵的能力，指的是属灵层面。圣灵成为人超越的必需。外在圣灵进住人心，超越就从“外在”变成了“内向”，于是对基督救赎事工的认信就不再是对外部信条的认信，而是与超验的“你”产生一种内在生命连接。这是神学家们一再声明的，也是基督徒一再强调的，因此帕斯卡尔才在神秘的“火之夜”写下“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不是哲学家和学者的上帝”这样的句子。
获了中哲和西哲两个博士学位的香港学者温伟耀就把中国文化传统的超越模式称为“境界式超越”，而把基督教的超越模式称为“对话式超越”。这样的说法就准确多了。
从《圣经》来看，其超越追求关键在于人与上帝的对话与交往关系。首先是生存论意义上的超越追求，其次才是文化论意义上的超越观。用马丁•布伯的话说，超越追求是“我与你”的关系而非“我与它”的关系。鲁益师在《纯粹基督教》（另译《反璞归真》）中干脆说基督教的超越追求不是“传递”“一套观念”，而是“注入”“生理的或超生理的”新生命，其超越追求是位格际的对话关联，而不是自说自话。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认为真正的《圣经》超越重在爱的关系中活出新生命，把个人从“我们”式的“拉平”中脱离出来，直接面对造物主从而获得个体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所谓超越就是生成个体的过程，也是受苦中与人连接的过程，但其本根在与上帝的关系，其次才是关乎生存的观念和命题；而言说观念和命题要力求表达鲜活的生存本身，不是为概念在体系中找位置、贴标签，而是促使人去爱，去相信，去行动，去“道成肉身”，爱和知识在践履中合一，教义成为立身实存的生命意识。
《圣经》否认处于“堕落”状态下的人靠着理性和道德就能找到真理完成超越，这一点饱受新儒家批评，认为把人贬低得太厉害，使人失去了超越的信心和基础。但从《圣经》来看，这种对于人性的“幽暗意识”恰为迎候真理的突入提供了新的契机。于是，真理来寻找人，把人迁移到“救赎”状态，圣灵内住于信徒内心也就保证了超越追求从“外在”到“内向”的转化。而“内向超越”论说起来头头是道，但落实起来却困难重重。新儒家常攻击《圣经》为对象式思维，实在是没能看到真理作为二十世纪德国神学家卡尔•巴特所谓“绝对的他者”的庄严、威严和尊严。“内向超越”论如何避免一切都是自说自话的陶醉而持守“外在超越”路向下的谦卑，这是非常要紧的事情，关系到人立身实存的精神命运。而且，到底如何从“内向”开出真正的“超越”？对君子诚实人格的过高期待，形成了中国文化特有的自圣精神，和《圣经》文化传统下的忏悔精神迥然不同。
这一点是明白《圣经》的关键所在，了解后，就不必陷入“我族中心主义”情结，不必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陷阱中打转。我们要超越中西文化之争，回到超越方式之辨，人首先是人，其次才是中国人或外国人。
（选自齐宏伟《书中之书讲演录——〈圣经〉文化今读》，原标题：“内向超越”，还是“外在超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