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二十年前的一篇文章《基督教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中写道，中国追求现代化，一百年前先进人物们就在呼唤赛先生、德先生；现在中国也还需要科学、民主；但是我们对德先生、赛先生的介绍人，就是基先生，即基督教，总体上却持一种排斥的态度。这种自相矛盾的原因，主要是激烈的民族主义。中国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产生了民族主义，是必然的。但是如果过激，如果到现在环境大变之后，还保持过激的态度，那就值得反思了。现在学界和政界一些人，似乎依然保持类似态度而不作反思，并因而导致社会或国人思想中依然存在三个误区。
事实上，在宗教学者中也常听到这种说法。可能你们也听到过，觉得有理，无可反驳。一神论只承认一个神，当然排斥其他的神呀！反之，多神论包括许多神，就是包容的嘛！但这是似是而非的说法。为什么？这话有一个基本的误解和逻辑错误。因为一神论是相信宇宙间只有一个神，没有别的神，所以根本无从排斥--你相信世间没有张三这个人，你怎么可能排斥他呢？说一神论宗教排斥别的神，前提是承认别的神存在，但是这一类宗教没有这个前提，因为承认别的神存在，它们就已经不是一神论了！
另一方面，多神论的宗教，例如中国民间理解的佛教和道教，古代希腊、罗马的宗教，都是自成一个体系的，它们也不承认其他的神灵体系。比如罗马宗教有主神朱庇特、天后朱诺、战神马尔斯、美神维纳斯等一套体系，确实是好多神，它就不承认别的体系了，它不可能承认佛、菩萨和罗汉体系。中国的道教自有一套神灵体系，它也不可能承认罗马宗教的神灵体系，尽管它们都是多神教。如果不承认别的神就是“排他”，那么不承认别的体系当然也是排他。多神论并不意味着包容他者，基督徒并不因为五百罗汉里面有耶稣的名字而认为已经被佛教包容，穆斯林也并不因为巴哈伊教尊敬穆罕默德而认为已经被巴哈伊包容。包括一神论和多神论的所有宗教，在一定意义上说都是排他的，因为它们都认为自己正确。这很正常（如果认为自己不正确，那就应该信仰其他宗教了）。宗教都有一定的排他性，但是说一神教比多神教更具有排他性，这是不能成立的。
排他性可以是理论的、思想的、可以讨论的，而不是强力的、暴力的、强迫服从的。英文exclusive（排他的）这个词，在新闻媒体中经常使用，意思是“独家”，指的是这条新闻只有这家媒体掌握。“只有我有”，不是说要排斥别人（别的媒体也可以有），只不过我在先。exclusive不一定是我们说的那种“排他”，它在很多情况下，表示专一、单一。这在基督宗教里面更加明显。
基督教的exclusivism被译成“排他主义”，它的实质内容如何？我可以举例说明：当代英国神学家AlanTorrance，在中文《维真学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公然主张exclusivism。编者要求中国学者写文章回应，中国教授们的文章都说：Torrance主张排他主义，太可恶、不宽容，该批！但是我发现，Torrance的意思是：基督教的“排他主义”，是要排斥一个东西，排斥什么东西？就是排斥排他主义！是要主张一个东西，主张什么东西？就是主张爱，因为我们认为爱是人类社会解决一切问题的最后出路。所以，我们反对一切排斥爱的东西，反对一切仇恨。你看，所谓基督教的排他主义，就是这样。意思就是主张包容，主张爱人，凡是主张仇恨和排斥的主义，我们坚决排斥，但是绝不排斥抱有这些主张的人。我觉得他讲出了基督宗教的精髓，意思是：如果你主张仇恨，主张法西斯，主张军国主义，主张恐怖主义，那我就反对你的这些主张或主义，但是我不会杀你，我还是爱你。于是我就把我的回应文章标题为《刀子嘴，豆腐心》，英文是“排他主义掩盖下的包容主义”。
联系到历史，所谓基督宗教的侵略性问题也同前面的话题有关系：是不是一神论的宗教都用暴力排斥多神论的宗教，而多神论就不排斥一神论呢？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是，基督宗教诞生之后三百年，都受到罗马帝国的迫害，罗马帝国信奉什么宗教？多神教。罗马帝国用它的多神教，严重压制和迫害基督宗教这个一神教。还有，伊斯兰教这个一神教产生的时候，也受到麦加贵族的多神教压制，他们逼迫穆罕默德到了麦地那。我们有些学者讲多神教宽容一神教的时候，把这些历史事实都忘掉了。还有些人听别人这么讲，就也跟着讲，不思考，不求证，以讹传讹。
说到基督宗教传进中国，很多人都把它与侵略战争相联系，甚至认为它帮助西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那么，基督宗教传进中国的基本史实是怎样的呢？
基督宗教传进中国，一共四次。
第一次在唐朝。唐太宗先是欢迎它，后来向全国发诏书，宣布“此教济物利人，宜行天下。”意思是他研究了几年之后，发现基督宗教对人民、对自然有利，所以全世界都应该实行。当时唐太宗接见的是阿罗本主教，阿罗本是骑着马进的中国，不论白马黑马，反正是骑马没有带枪，是和平交流不是侵略战争。第二次在元朝，教廷派使节孟高维诺，也是骑着马到北京，受到皇帝元成宗欢迎，获准在中国传教。第三次在明朝末年，利玛窦等耶稣会士不仅把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各种学问带入中国，而且把中国的四书五经翻译成拉丁文带到西方，又是和平的文化交流。后来有少数儒家学者掀起一些事件，所谓南京教案和“历狱”等，他们持什么主张呢？比如说，掀起第二次教案的杨光先，他的观点是这样：“宁可让中国无好历法，不可让华夏有西洋人”！但在此次成功的文化交流之后，尽管康雍乾三朝禁教，基督宗教在中国却再也没有消失。第四次是1807年，马礼逊到中国，译经办学编词典，传入基督新教。那也是和平的文化交流，不是侵略的战争结果。四次传入，皆是如此。
现在，更有无数的学者发现，大量的事实、证据表明，传教士们对中国的现代化作出了无法磨灭的多方面的贡献。中国最早的现代学校、最早的现代医院、最早的新闻出版事业，以及现代的生活方式，比如体育运动、公共卫生，包括女人不再裹脚，男士不再纳妾，这些现代生活的基本要素，基本上都是跟传教活动和基督教会联系在一起的。
19世纪后半叶，传教活动的确与列强入侵相重叠，但是以一些片断事例把二者混同，显然牵强。正如和平交流的丝绸之路和白骨累累的玉门关沙场有空间的重叠，却不能把文化交流与残酷的战争混同一样，时间的重叠亦然。
(本文根据何光沪在新书《秉烛隧中》发布会发言的下半部分整理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