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使徒保罗是伟大的宣教士。在面对雅典的哲学家时,保罗引用了两位希腊诗人,为他的信息作证,一位为革哩底的艾庇门尼德(Epimenides),另一位为保罗故乡基利家的亚拉图(Aratus)。他们的诗虽然无法正确反映基督信仰,但保罗希望在一般启示中寻找可能的线索,来为福音铺路。
《约翰福音》也是极佳的例子。约翰运用希腊的术语和思考模式,把原本属于希伯来人的观念,转换成当时受希腊文化影响的读者可以接受的信息。
约翰福音一开始,就用“逻格斯”(logos)描绘耶稣,这是很独特的。这个希腊字的用法,可以追溯到主前五百年,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图斯(Herakleitos),他是第一位把“逻格斯”的含义发挥到形而上领域的思想家。他以为,“逻格斯”是他说出来的“话”,也是统治万物的“动力”。后来,亚那萨哥拉(Anaxagoras)也提到,“逻格斯”是超越而非临在的存有;以后,腓罗对“逻格斯”也作了阐述。约翰以“逻格斯”来指基督时,不能不考虑到当时文化传统中对“逻格斯”的理解。
永恒的真理要向人启示,一开始就要面对文化传统的问题。约翰受圣灵的引导,赋予“逻格斯”新的意义,并在这样的过程中,挑战受希腊文化影响之人的世界观。这是任何跨文化宣教仍然应当依据的法则。想要作跨文化宣教,若忽略文化的功能与影响力,就很容易让自己陷入困境,无法有效传扬福音。
作者: Charles Colson / Nancy Pearcey
出版社: 校园
副标题: How now shall we live
译者: 林秋如 / 林秀娟
寇尔森(Charles Colson)在《世界观的故事》中,不断陈明:基督教是一种世界观,因此基督徒传福音的使命,是让人从错误的世界观中出来,回到圣经的世界观。主耶稣交代门徒的大使命中,“遵守神的话”即蕴含世界观的改变,而这是大使命的重要内容。
普林斯顿神学院蒂恩(Kenda Creasy Dean)教授认为,目前美国教会不少年轻信徒深受“道德治疗性自然神论”(moralistic therapeutic Deism)的支配。虽然他们相信一位统管宇宙的神,然而,这位神并不干涉他们的生活;他们只在需要神帮助时,向祂祷告,这与圣经对神的描述相差甚远。可见,无数人在教会中聚会,但他们的世界观依旧受周围文化的影响。
在亚洲宣教时,也会遇到类似的情形。例如:有人原本信奉佛教,皈依基督后就拜上帝,可是他却把原先拜佛祖的精神与观念,带到“新的信仰”中。结果,他虽然成为基督徒,但许多观念和想法却与先前拜佛时没有太大区别。
由此可见,信徒的世界观若没有真正改变,宣教工作其实是失败的。
“文化宣教”终极的目标,是要让基督的真理进入所有的文化领域里,以圣经的世界观向固有的或世俗的世界观挑战,至终转化提升整个文化。
从二十世纪70年代起,西方宣教学者就主张,第三世界的宣教地区应当按当地文化的传统,建构合乎该地区的“神学”。
梁燕城指出,过去在华人中所提倡的“本色神学”、“处境神学”、“汉语神学”或“归正神学”,都无法真正让基督信仰在华人文化中生根。他建议要进行“中华神学”的建构。
可见,任何神学的建构都必须考虑文化传统的问题,并且要对影响文化的宗教和思想体系,提出合乎圣经的响应与反省。借着不断会通,并依赖圣灵的大能,与整体基督徒的见证,逐渐转化原来文化的世界观。这是“文化宣教”可望达到的成果。(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