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我一直从事教会史的教学与研究，早就听说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有丰富的西方宣教史料，特别是美国传教士对中国宣教的史料。1983年8月，我有机会到耶鲁大学进行为期一年的搜集史料与研究工作。我潜心于图书馆，把所有有关西方对华宣教的Special Collections里面的资料和大量图片浏览查阅了一遍。资料很多，包括十九、二十世纪传教士个人的信件、日记、差会报告、书籍和文章。最令我震撼的是，传教士留下的大量自晚清时期至1949年前的历史性照片及图片，展现了当时宣教历史的真实。
基督教传教在历史上有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活跃在中国社会中，而以简单、武断、一刀切的态度说传教运动就是帝国主义运动，传教士都是帝国主义份子，是不客观实际的。基督教（新教）传入中国时期，正值西方殖民主义扩张时期，这是基督教的不幸，从而置基督教和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于“斩不断、理还乱”之中。特别是将个别传教士染指于中国人民所深恶痛绝的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而基督教又是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之下来进行传播和发展的，就更增强了人们认为“基督教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工具”，至少是被帝国主义所利用的这一看法。传教士中有没有帝国主义份子？肯定有，但极少。有无不良份子？也肯定会有。因基督教各差会所派之人选并非个个优秀，难免良莠不齐。但这等人毕竟是少数，更多的传教士是抱着为了信仰丶为了传福音而来中国的：或以直接的方式传福音，设教堂；或以间接方式办医院，兴教育；或服务于其他慈善事业。
通过历史资料和照片，从另一方面也让我看到许多各个时期来华的传教士，无论在主观还是客观上，确实为中国人民做了不少事，是我们不应忘怀的。许多传教士甘愿抛弃西方的优越生活与工作，携同妻子儿女，来到中国偏远、贫苦的山区、农村，进到那些落后、贫穷的人中间，把毕生精力与爱奉献给那些看上去并不可爱的中国农民，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死后也埋在荒山野岭的一抔黄土之中。他们不仅传福音给人们，也为他们医病、教孩子读书识字，反对妇女缠足，故有“天足会”之诞生；他们极力反对人们吸食鸦片，成立戒毒所；救助那些不幸沦为娼妓的女子脱离淫窟。他们在二十世纪初先后兴办的教会大学，其教育体制、教学设施、师资力量令人叹为观止，为中国培育了许多方面的人才。
对这一点，一定有人会说：这些教会大学还不是用“庚子赔款”建立起来的？是的，这是事实。因1900年被西方称为“乱拳”的义和团运动，许多西人，包括许多无辜的传教士和他们的妻子儿女丧生；许多教堂和教会学校变为废墟瓦砾。西方列强藉机组成“八国联军”来中国“征讨”，迫使清廷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其中美国分得白银32,939,055两。那么美国政府为什么用此赔款来华兴办教育呢？原因是遭到了全美国教会的反对，硬是迫使美国政府将此项赔款全部用来在华兴办学校。不仅如此，美国教会用来办学的捐款数字远远多于“庚子赔款”。以山东乐道院为例：当时乐道院从赔款中获拨14,730两，而美国长老会教会在其本国募捐了30,000多两，匹兹堡教会信徒捐助了26,125美元，狄考文本人把自己多年的积蓄，一笔相当可观的资金也全部投了进去。狄考文夫妇俩一生无子女，他们省吃俭用，把自己所有的薪俸用来办学。狄考文的妹妹也把她父母的遗产都变卖了，并在美国信徒中募捐，来维持狄考文所办“文会馆”的日常开支和学生费用。文会馆即中国最早的大学之一，齐鲁大学的前身。无论如何，事实可鉴：美国教会与其政府是有区别的。
有人说，教会学校培养出来的人都是“洋奴”，事实也并非如此。从教会学校出来的人投身中国革命者大有人在，其中一部分人日后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批在中国各条战线上的科学家及专业人才也是从教会学校里出来的，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功不可没。
辅仁大学旧址主楼楼门
辅仁大学——这所在中国极负盛名的教会大学于1950年10月被政府接管，两年后并入北京师范大学。
二、三十年代，曾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工作的美国传教士Miss Fanny P. Brown，是宋庆龄的密友。在耶鲁大学图书馆里保存着宋庆龄写给她从1926至1943年间的亲笔信，并且有宋庆龄签名，她和孙中山先生的结婚照和个人照片。从她们的来往信函中可知，她们的关系情同姊妹。在宋庆龄组建“保卫中国同盟”（The China Defense League），从事反帝救亡活动时，Miss Brown是她最有力的支持者之一，在美国为她捐款捐物，奔走呼吁。
1937年12月，日本攻陷中国南京，进行疯狂残暴的血腥屠杀。当时留在南京的外国人有27位，其中15位是来自美国圣公会、基督会、长老会和美以美会的传教士。他们不顾美国使馆要求美侨撤离的警告，甘愿留在南京，并且自发成立了“难民区国际委员会”，在南京城内设立了安全区，冒着生命危险，竭尽全力保护救助难民及伤员。这个占当时南京城1/8的安全区，成了唯一可以为南京人民提供保护的地方。据统计，有20多万人受到他们的保护，免遭杀戮奸淫。战后他们成了这一惨绝人寰大屠杀的历史见证人，许多有关这一事件珍贵的手稿、照片被保留下来，成为这一史实的有力佐证。他们在东京国际法庭上勇敢作证，并著书立说，向全世界昭示这一史实真相。他们这样做，完全是出自一个基督徒的良心。他们的壮行义举孰可敬佩，可歌可泣。但几十年来，他们默默无闻，非但未能从中国人那里得到半点回报；反倒担着“帝国主义传教士”的骂名。
1866年随戴德生一起来华的16位宣教士
还有英国传教士李修善、杨格非等人，曾在英国出席作证，力陈鸦片危害，反对向中国输入鸦片。英国传教士傅兰雅在中国从事教育翻译工作30余年，在介绍西方科技知识上有很大的贡献，离华后仍深情地眷恋着中国，命他的儿子再来上海，建立盲人学校。还有美国传教士嘉约翰在广州几十年中，救治了几十万人的疾病和生命……
对待那些在海内外大有影响，且较为正面的传教士如被称为“苗族之父”的戴德生丶“山东苹果葡萄之父”的倪维思，以及上述所提到的那些在中国近现代社会有贡献，对中国人民有恩德的传教士们，就当给予肯定。即使对那些较有争议，褒贬不一、毁誉参半的传教士，也应当实事求是地评价。如司徒雷登，不能因他后来做了美国驻华大使，因毛泽东骂了他，就全盘抹杀他生前所做的许多好事。“五四”运动时，司徒雷登同情、保护学生，赞扬学生运动是这个动乱国家中的希望。“五卅”运动时，他公开发表文章，对燕京大学的学生抗议活动予以支持。“一二九”学生运动时，他在美国公开发表讲话，为学生的爱国行动辩护。他也坚决抵制日本人的奴化教育，秘密掩护爱国师生前往国统区参加抗日。他不曾想到自己后来会深深卷入中国内战的漩涡，成了美国外交政策的牺牲品。历史是无情的，但当我们评价历史人物时，却应该多些人情味。
原文标题：《还西方传教士一个公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