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听人说，中国古时不相信有神（上帝），或中国文化中没有神的观念；近百年来西方传教士将基督教传入，国人始知有神。他们引用孔子的话作为佐证：“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 “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
孔子一生，的确多言人伦道德，鲜言生死神灵，但他信神、敬畏神，而且相信神是有位格的。弟子颜渊死后，孔子说：“噫，天丧予，天丧予。”这样的感叹词说明：在他心目中神是有位格的。孔子在日常生活中很虔诚。论语子路篇记载：“子疾病，子路请祷……子曰，丘之祷久矣。”孔子曾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万物生焉。予欲无言。”（《论语·阳货》）意思是：天不说话，只在做事；天创造并控制宇宙，运转四季，生长万物；孔子要效法天，不说话，只做事。孔子更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这句话所指的道，显然不是他平日所讲做人处世的“仁”道，而是永恒之道或永生之道。孔子认为：得到这样的真道，死而无憾。
从古籍可见，古代中国人所认识的神是有位格的，称之为天或皇天。例如，《诗经》大雅皇矣篇说：“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视四方，求民之莫。”意思是说，神统治宇宙万有，非常关心人民的生活情形。这样的神显然有位格。
古代的中国人也谈“道”。比孔子年长二十的老子认为，道是宇宙之本，万物之根，人类之始，运动之理。人既生于世，就应当享受真正的幸福；而真幸福就是保有或恢复自然的本性，清静无为，畅达生长。自然的人生是道德的，后天的虚伪就是邪恶。老子似乎隐约意指，“道”是有位格的神。
再如孔子言“仁”，孟子言“义”，和圣经所说上帝的慈爱和公义也非常符合。所以，中国的伦理学也和基督教颇为接近。
孔子虽信神、敬畏神，但他也把神推远了。因为他认为，神已唾弃终日思念罪恶的世人，所以他并不教人向神祷告，也未教人祭祀神。孔子退而求其次，以他所知的神之道教导人，即“孝弟忠信”。最终，孔子成为受人崇敬的人文主义者和教育家。他的六艺教育理念是“礼、乐、射（军事）、驭（体育）、书、数（数学科技）”，想以教育和伦理道德来为世界维持和谐与秩序，期待进入大同世界。他的人生观是入世或现世的，他周游列国，盼望能得到国君的重用，好实施理念和抱负。可惜最终未能如愿以偿。
一百多年后的孟子，声称是孔子的弟子（学生），发展先师的思想。他也相信有神，但似乎不如孔子虔诚。他提出四善端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孔孟倡导的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历世历代思想和文化的主流，讲究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先人后天 （神）；强调自我约束和自我提升，一切以个人为起点。其中鲜少有关于神或寻找神的论述。
儒家认为，一切由天（神）而来，所以敬天；因为崇德，所以尊敬先贤；因为追孝，所以祭祖。可惜，孟子的“性善说”和祭祖，却成为基督信仰不能在中国广被接受的两大阻力。
圣经宣称，人原本是按神公义和慈爱的形像造的。由于始祖亚当和夏娃悖逆，后世子孙出生时本性已被罪辖制。只有神才能拯救堕落的人。然而许多中国人由于相信“性善说”，下意识地不能接受基督信仰的“原罪”说。其实，原罪不是指作奸犯科的罪行，乃是指人偏离神公义和慈爱的形像。不过，这个信仰的障碍，在中国现今已然减弱。经过十多年人间悲剧的文革浩劫，还有多少中国人仍相信传统的人性本善？
论到追孝，圣经十诫的第五诫就要人孝敬父母。由此可见，基督教是极重孝道的。但中国人的祭祖令来华的外国传教士无法接受，成为双方不能沟通的大难题。不祭祖的华人基督徒常被骂为“数典忘祖”。
秦汉以前，儒生文士只以孔孟之道教人，讲求用 “内在超越”的途径来自我提升：自我努力、自我修养、自我监督、自我教育、自我完善，成为内圣外王的理想人物。然而结果自我被扩大，以至看不见神了。秦汉之后，尤其自从董仲舒提倡“天人合一说”和“天人感应说”，表面看来，好像神被拉近了，事实上，崇尚阴阳的董仲舒已把儒家思想改头换面，推崇帝王，神化其统治权；董仲舒又接受“谶纬”之说。国人不再像孔子相信独一的神，而逐渐趋于泛神。
“谶”本是方生术士的手段，用诡秘的隐语、预言，作为神向人昭告吉凶祸福、治乱兴衰的图书符录。自汉武帝刘彻以降，皇帝都说自己是“天子受命于天”，或是 “受命之君”。“纬”是汉儒（以董仲舒为首）为迎合统治者的需要，假托神意而曲解儒家经典，把它们说成是神的启示。它与谶相需相用，狼狈为奸。纬借助谶的神话怪论而确立， 谶通过纬而在思想上正统化，成了正学。东汉初年，更堂而皇之地被称为 “内学”；原本的经典反被称为 “外学”。被董仲舒独尊的儒学，早已非复当年的儒学了。（未完待续）
原文标题：《中国文化中的神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