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当代文化的影响，如今谁若谈论真理，大概会被视为思想落伍，冥顽不化的宗教狂热分子。谁若谈论宽容，则是思想进步，有教养的表现。然而，宽容到底表明一种怎样的态度？它是否必须依赖某种预设的价值立场？这一切并不总是清晰可辨。卡森是美国顶尖的圣经学者，操刀剖析起当代的“宽容病”，同样刀法精湛，游刃有余，精彩程度丝毫不输其释经作品。在本书中，他梳理思想史，考察宽容观的转变，并结合美国的社会现实，指出错误宽容观的思想根源，最终从基督教的立场给出了应对方式。
卡森认为，人们通常会在两种不同的意义上，混淆使用宽容这个词。一种是指不赞同他人的观点，但允许其持有此观点。另一种是认为各类观点都同样正确，并不存在价值上的高低优劣。显然，前者接近传统的表述，意指政教分离和言论自由的原则，即法律保障思想与言论不受强制，社会不歧视观念有别的各类人群。此乃众所周知的自由主义立场，对于卡森这样的神学家来说，此立场自有其缺陷，但在败坏的世界上，它仍然能起到积极有益的作用。后者则是一种新的宽容观，它建立在相对主义的基础上，通过界定不宽容的方式展示自身。新宽容观坚持所有价值立场一律平等，认定任何排他性真理皆是不宽容。
随着现代性的展开，有着相对主义立场的新宽容观日益泛滥，侵蚀着整个社会的道德基础。它以宽容的名义，拒斥所有绝对主义的价值立场。在卡森看来，新宽容观已然成为压制性力量，即书名所谓的“宽容的不宽容”。在新宽容观的“政治正确”下，只要是不妥协的价值立场，就会被视作原教旨主义，受到嗤笑和批判，甚至在实践中遭遇法律障碍。卡森在书中列举了大量案例，以展示新宽容观是何等不宽容。
同时，这种新宽容观，还导致人在智性上的懒惰。它否定一切真理的宣称，拒绝任何道德的评价。在它面前，严肃的批评和有深度的思想交锋，也变得困难重重。既然一切观念在终极的意义上都是正当的，那么就无必要区分对错，友好共存即可。可见，新宽容观排斥了对整全真理的认识，使道德基础碎片化。此类思维造成的后果，就是在讨论何为普遍的价值和共同的善时，人们将会变得软弱无力。一旦面对真正的邪恶，亦会丧失抵抗力。事实上，这一点在极权主义的兴起中已经得到过验证。
我们应当承认，宽容本身并没有实质的道德价值，它只能为发现真正的价值提供保障。英国作家切斯特顿曾经讲过一个比喻，用来说明宽容的作用。他说，开放思想之目的，如同张开嘴巴，是为了合上的时候能咬住某种实实在在的东西。换言之，宽容是为了认识真理，但它自身并非真理。
相对主义的宽容观，却将宽容视作凌驾一切的至高德性。它时时展示着对真理的厌恶，却又戴着真理的面具粉墨登场。我们可以看到，在相对主义获得至高地位的语境里，有人套用西方学院的流行理论，反对西方中心论。有人假宽容之名，行不宽容之实，压制任何对真理的认信。在自相矛盾中，相对主义的宽容观一头栽进虚无主义的泥沼，无法自拔。
在思想上，相对主义的宽容观，往往与多元主义同生共存。如果说到多元，是指社会文化的现实层面，则此言不差。如果多元是指向终极真理，则容易导致相对主义。国内知识界熟知的伯林与施特劳斯，正是就此问题争执不下，在思想上分道扬镳。持多元主义立场的伯林，认定诸价值在终极意义上不可调和，必产生冲突。施特劳斯否认这种终极的永恒冲突，相信理性能够认识整全的真理。伯林自谦缺少施特劳斯的“魔眼”，只愿“活在表层上”，藉此回避了客观真理存在，并且可以认识的问题。施特劳斯以古典理性主义，回应此现代性痼疾。神学家卡森则以启示与圣经的权威，挑战建基于多元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宽容观，并鼓励基督徒预备受苦，勇于传讲真理之道。
上世纪三十年代，神学家朋霍费尔访美时，慨叹宽容已经胜过了真理。如果说当时相对主义的宽容观尚处萌芽状态，现今则已枝繁叶茂，呈遮天蔽日之势。随着全球化浪潮，这种新宽容观蔓延至世界的各个角落，甚至已经深入当代文化的思想内核。宽容，成为政客与文化偶像们讨好众人的廉价糖果，四处派发。那么，宽容真的能胜过真理吗？或许，随着社会文化的变迁，宽容观将会发生转变，可能回归保守，或是变得更为激进。但是，如果我们以更超越的眼光看待世界，就会坚信真理已经得胜，因为人类历史始终在恩典与真理的掌管之下。
（原标题《当代宽容病》，本文的节选版发于《南方人物周刊》2013年第21期，此为原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