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一词最早出现的领域之一是建筑。“现代主义”建筑转身不再理会传统风格，并将其注意力集中在服务于某种结构之功能的形式上，因而以功能性为理由，将现代性的关注置于了物理空间的设计上。现代主义的建筑没有任何“含义”，而仅仅服务于其功能。建筑领域中后现代的转向形成于对这一表达某个既成建筑之“本质”的普遍形式理想的拒绝。例如，查理斯·詹克斯（Charles Jencks）便主张，建筑如文本一样，既包含语境，亦包含其所承继者，且一座建筑之风格应在某种程度上与二者进行对话。后现代建筑师们拒绝“普遍视角”的幻象，而是倾向于通过一种游戏性的兼收并蓄影射过去的风格，同时亦不被其中任何一种风格所支配。
艺术领域中亦存在着一种对“现代主义世纪”（约1850－1950）的类似反应。现代主义的关键特征之一是其对艺术之自治的信念；艺术家能够自由地追求纯粹的美学目标而毋需担心道德、宗教以及政治。这一为了艺术而艺术的信念，逐渐导致一种对艺术作品之纯粹形式特征的关注，而这反过来使得现代艺术变成了具有高度自我意识及自我指涉的，醉心于自身且只能够为精英所理解。毕加索的抽象表现主义、艾略特的诗歌以及勋伯格的序列音乐（serial music）均是如此。后现代艺术家及作家们抛弃了关于艺术自治的信念，并拒绝了指向抽象与精英主义的现代主义趋势。后现代艺术家及作家们同样倾向于“引用”历史传统，承认它们的“具体性”（即它们在历史及文化中的位置），并模糊“高级”与“低级”艺术之间的界限。
从另一种观点来看，后现代转向可以被视为一种现代社会组织模式的转变。这一语境中的“现代性”指向社会权力与制度形式——世俗化、工业化、官僚化——它们将启蒙运动关于理性、个体自治以及进步的理想具体化。作为一种文化及社会现象，现代性是“一种寻求解除知识及社会组织之神秘性与神圣性，以将人类从其锁链中解放的世俗化运动”。现代社会是社会领域中工具理性的一种成功实践。在这里，后现代主义者再次拒绝一种普遍理性形式的存在。
“工作”在现代性中的目标，是制造出对现代生活而言必要的物质产品。在现代性中，清教徒的工作伦理与自我表达、自我改善的享乐主义之“闲暇伦理”之间，存在着一条巨大的鸿沟，后者只有极少数人能够追求。当“工作”转变为艺术，即越来越多的生活领域被纳入市场逻辑、经济日益适于提供娱乐以及美国的商业成为闲暇时，社会便进入了一种后现代的状况。在一种后工业主义的后现代经济中，产品的生产不再是用来满足先在的需要，而是用来满足其自身即为广告及市场策略所创造的需要。在市场中出售的与其说是一种物品，毋宁说是一种形象或一种生活方式。
现代思想以一种对确定性、普遍性以及——也许是最重要的——掌控力（mastery）的追求为特征。在这方面，现代大学授予掌握专门知识的研究生以“硕士”（master）学位，是再合适不过了。牛顿曾表明，理性能够掌握自然世界的运动机制。现代性，或曰“启蒙运动的规划”，可以被广义地理解为将批判理性及科学方法不仅应用于自然世界，亦试图将其应用于被更加一般化构想的人文学科（如伦理学、政治学）甚或神学（例如圣经批判、哲理神学）的尝试。
后现代的哲学家们——其中很多是在1968年5月巴黎大学抗议运动后不再抱有幻想的法国知识分子——反叛所谓“启蒙运动的规划”，后者寻求通过普遍的人类理性之光而达成普遍的人类解放，而这是通过现代技术、科学及民主的力量所展开的。后现代思想家们拒绝这样一种观念，即“理性”意味着一种中立及客观的追寻真理及公义的方法。具体而言，后现代理论拒绝如下现代的假设：（1）理性是绝对的及普遍的；（2）个体是自治的，能够超越其在历史、阶级、以及文化中所处的位置；（3）普遍原则及程序是客观的，与此同时偏好是主观的。
始终存在着一种争论，它关注的是后现代性作为一种社会经济或知识状况，究竟代表了现代性的超越还是对其的强化。后现代转向究竟是背离现代性，还是现代性指向自身的封闭？在某种程度上，这一问题的出现是无法避免的，因为后现代性与现代性不可分离，或者至少是一种宿主—寄生关系，原因在于后现代的意义即有赖于它与现代性的差异。然而，有人将后现代理解为“现代的极致”，理解为现代性的内部破裂，理解为现代性隐含悖论的明确化。在这种观点看来，后现代性只是现代性的垂死挣扎。而另一些人则视后现代性为新的经验、思想以及社会组织形式的出现。
在如此短的篇幅内，我无法解决这些争论。然而无可争议的是，20世纪的后半叶已经见证了一系列文化及知识领域的发展，这些发展撼动了许多现代的信念。但这些信念并未被彻底驱逐。这样来看，后现代性更像是一种历史状况，而非一段可明确定义的历史时期；它并非历史时间表上一个特定的时刻，而是一种情绪。21世纪的西方人正生活在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插入语之中”，“一个在其中不同的体系为获得支配权而激烈斗争的过渡时期”。
摘自凯文·范胡泽编《后现代神学》，上海人民出版社，橡树2015年1月已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