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引起了军阀混战，进而出现三国鼎立，直到西晋司马氏的短期统一，中原黄河流域经历了百余年战争，人口减少。军阀为了补充兵源，征召边疆少数民族参战，从而导致了更大的混乱。自从西晋灭亡以后，原来居住在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向内地发展，先后建立了十六个割据政权，史称“五胡乱华”。其中鲜卑人，在征战中逐渐向南发展，并强大起来，其中一支以“拓拔”为氏，在首领拓拔涛的带领下，于山西大同建立了一个政权，名为“代”。这个政权对宗教特别关注。佛教、祆教等都得到很大发展。并在大同郊外，开凿了著名的云岗石窟。
以儒家文化为特色的汉文明，对鲜卑人也有很强的吸引力。尽管一些鲜卑首领人物极力反对，仍然挡不住鲜卑人汉化的洪流。孝文帝拓跋宏即位后，为了与汉文化建立进一步的关系，决定把都城向南迁移到今天的河南洛阳，鲜卑政权从此改称“魏”，历史上称 “北魏”、“后魏”、或者“元魏”，以别于三国时期曹操父子建立的“魏”。中国的经济文化在饱经战乱后，得到较快恢复，并且出现了新局面。
北魏政权发源于欧亚大草原的东端，这个广袤的地区，便于骏马奔驶，是联系中国与西方世界的通道，所以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在北魏时期进入了新时代。
北魏时期，宗教繁荣的局面远超从前，佛教进入极其繁荣的阶段，继云岗石窟之后，在洛阳龙门开凿了更大规模的佛教石窟。云岗石窟、龙门石窟和敦煌石窟，并称为中国古代佛教艺术的三大宝库。三大石窟中的两个，都是鲜卑人开凿的。同时其他宗教，例如祆教、摩尼教等也有很大的发展。当时把所有的外来宗教通称为“佛教”，僧侣概以“沙门”称之。我们注意到基督教文献的翻译，大量借用了佛教的术语，例如有经书中，把耶稣穿的衣服翻译成“袈裟”，称耶稣为“佛”等等。北魏宣武帝，名元恪（ 499~515 年在位），所建的“永明寺”，就是为了方便各国僧人居住。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有来自大秦国的僧侣。北魏末年，战争频繁，洛阳一带变成了战场，宗教盛况一去不复返，很多寺院沦为废墟，杨衒之的《洛阳伽兰记》就是作者在洛阳凭吊古迹而留下来的纪录，受到了古今学者的重视。成为今天洛阳汉魏故城考古研究中，推断古代遗迹的重要依据。
下面分析《洛阳伽兰记》记载的内容：文中提到 “宣武皇帝”、“世宗”是同一人。就是“元恪”，前者是他的谥号，后者是他的庙号。
文中的大秦国就是罗马帝国，早在西晋时期，鱼豢《魏略》一书中就记载了“大秦”国境内一些地名：乌丹，即雅典；乌迟散，又名阿荔散，即埃及的亚历山大。相对而言，《洛阳伽兰记》中的记载比较简略。只说大秦位于最西边，人口稠密，文化发达，差不多赶上中国了。
这话，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
永明寺，是宣武皇帝创立的，位于大觉寺的东面。当时洛阳宗教盛极一时，异国他乡的僧侣们，都来这里传教。他们携带法器和经书，到了这个人间乐园。宣武皇帝就建立了这个寺院，来安置这些来自远方的僧侣。寺院里面房屋鳞次栉比，总共有一千多闲，院子里面栽种有竹子和松树，遍地种植奇华异草。僧侣总数，一共有三千多人。西域的僧侣中，有来自大秦的。大秦在世界的最西端，那里的人民耕种土地，从事农业生产，他们会纺织衣物，旷野中居住的百姓很多，城邑中房屋密布，他们的服饰车马，严整有序，可以同中国媲美。
《洛阳伽兰记》的这段记载，从来源上看，应当直接源于大秦僧侣的介绍，与《后汉书》抄录《魏略》的情况不同。《景教碑》关于“大秦”的记载，不是作者景净本人的见闻，而是依据中国的文献，“西域图经”和“汉魏史册”，主要指的是《魏略》与《后汉书》。由于《后汉书》主要是抄录《魏略》，所以《景教碑》的记载，依据的是《魏略》，因此有的学者认为，唐朝的景教，起源于中亚木鹿（ Merv ）一带，有一定道理。《景教碑》的作者景净本人可能没有到过大秦。《魏略》中的一些内容，后来被道教融摄，例如，大秦国设置三十六将，管理国家事务。《老子化胡经》记载为“三十六人计弟兄，路出北阙云中翔”。北阙，是北阙甲第的省略，本来指的是汉朝都城长安的情况，皇帝居住在未央宫，位于长安城的最南部，未央宫北门立双阙，称为北阙，与皇帝关系密切的人住在那里，非常荣耀，地位显赫。《老子化胡经》的三十六弟兄观念，显然来自《魏略》关于大秦三十六将的记载。《魏略》中提到大秦国王“日游五宫”的问题，应当就是后来把关中景教寺院称为“五圣堂”的起因，《西游记》中的“五庄观”的描述，显然起源于此。
毋庸置疑的是，这时大秦的宗教就是基督教，这系统的基督教很可能直接源自罗马或拜占庭。与唐朝的景教可能不是同一个系统。
那么，为什么《景教碑》并无提及此事？原因可能是，从北魏末年到唐初这一百多年内，战争过于频繁，先后出现了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几个朝代，虽然隋朝建立了统一，但是不过三十多年就灭亡了，离乱纷纷，基督教向东方传教的历史被打断，后代无法记起。当然，也可能两个教派系统不同，景教属于聂思托理教派，与罗马系统的基督教不同，甚至处于对立，所以可能《景教碑》作者明知基督教在北魏时期已传到中国，但是不愿在碑文中提及。
可见，基督教在北魏宣武帝时期就已经传到中国了，标志性的事件是洛阳城中永明寺的建立。这个比《景教碑》（公元 781 年立）记载的“贞观九年（公元 635 年）”阿罗本来华的时间要早一百二十多年。
纵观当时，尽管中国处在南北分裂的状态，在耶稣大使命的引领下，宣教士们冲破艰难险阻，到中国传播福音。南朝齐永元元年（公元 499 年），有个名叫“慧深”的僧侣，到达荆州。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详细分析了慧深的扶桑国，从中透露出了鲜明的基督教信息，慧深本人应当是基督教宣教士，他在荆州的活动，与基督教僧侣（大秦沙门）在洛阳的活动，交相辉映，说明当时基督教对中国的宣教活动，正处于黄金时期。
有人认为，自从唐武宗灭佛后，景教在中国的传播就消失了。这种推测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唐朝以后，我们基本上看不到景教在中国的记载。但是推测毕竟是推测，试想假如没有《景教碑》的发现，我们会怎样看待唐朝的景教？这里存着怎样识别材料的问题。实际上唐朝的景教与来自西方世界的王公贵族有关，《景教碑》记载，当景教受到冲击时，“金方贵绪”（就是西方的王孙贵族）向唐朝宫廷施加压力，从而保证了景教的地位。这是在盛唐时期的现象，到了唐武宗，唐朝的力量已经衰落，能不能推行划一的政策，值得怀疑。我认为至少关中和西北地区的景教并没有受到冲击，很可能有进一步的发展，尤其是在西北少数民族中间。
由此可见，基督教传入中国的年代，决不会晚于南北朝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