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教育总会平民文学部主任陈筑山，十六岁考中秀才，留学美国十一年，主修政治与哲学，还曾经是国民政府第一届国会参议院，后任北京法政专科学校校长，与晏阳初长谈后，毅然辞去校长一职，投身平民教育。
平民教育总会视听部主任郑锦（耿裳），是梁启超的好友，国立北京艺术专科学校创办人。晏阳初曾当面问他：你何以只作画供豪贵赞扬，不用你的生花妙笔表达平民的可怜和困苦？郑大受感动，半年后辞去校长，参加平民教育。
孙伏园曾是法国留学生，回国后在北京大学任教。他主编的《北京晨报》副刊很受人重视。他对晏阳初说：现在晨报副刊有五千人阅读。晏阳初提醒他，国内几万万平民正需要有人为他们撰写他们能看懂的文学，何不到乡村创造新的平民文学？孙也毅然辞去旧职，到平民教育总会办起了《农民报》。
熊佛西是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回国后担任国立戏剧学校校长。受晏阳初的影响，也积极为平民教育总会编写农村戏剧。学校公职有人接替后，他立即全时间居住定县乡间。
瞿世英（菊农）也是哈佛大学博士，回国后志愿参加平民教育总会，并愿屈就平民文学部干事。
冯锐（梯霞），是美国康乃尔大学农学博士，回国后曾担任广州岭南大学、南京东南大学教授，也积极响应了晏阳初发起的平民教育，辞去教职，担任平民教育总会生机教育部主任。
当时积极投身平民教育的精英才子还有陈志潜、汤茂如、刘拓等。1929年，平民教育总会从北京迁往定县。
抗日战争爆发后，总部又迁往四川，发动各地学校教师及受过教育的成年人，向五十多万人讲述抗日要旨，同时教他们读书认字。一九四九年后，晏阳初离开中国，转道台湾去了美国，“革命走得太快，他的改良只能看着革命的背影黯然神伤”。1951年，晏阳初在美国纽约创立世界平民教育委员会，从此他积极指导第三世界国家的平民教育工作，将起初“除文盲、作新民”的口号改为“除天下文盲、作世界新民”。1960年，在菲律宾创办了“国际乡村改造学院”，亲自任院长，该学院成为培养第三世界国家乡村建设人才的摇篮。
中国改革开放后，他曾于1985年和1987年两次应中国政府邀请回到祖国，一再表示愿意在有生之年继续为中国的建设贡献自己，并有意重新创办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可惜他于1990年病逝纽约，这个愿望成了一个莫大的遗憾。
晏阳初在世上度过了非常不平凡的97个年头。他少年立志，青年践行，终生不渝。他不仅看到教化民众要比政治革命更重要，更是身体力行深入农村，并生活在最贫穷落后的民众中。因此，他能感动当时一批社会精英，一同投身平民教育。这种情形在中国历史上几乎绝无仅有。
中国传统文化确实也有体恤民众，“爱民如子”甚至“重民轻君”思想，但主要还是从统治或治理的角度来谈论“民”的重要性，但始终没有主动致力于消除自己与普通民众之间的“内在差别”。中国历史上还真没有见过谁像晏阳初那样，不以“教育”为社会等级的资本，而以之为帮助民众的能力，并将自己完全投身于其中。
晏阳初体现出来的“德性”，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但又超出传统文化的内涵，这是来自他的信仰。耶稣基督甘愿“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并充充满满的表彰恩典与真理，”因此，信靠祂的人也愿意住在平民中间，将自己所得的一切恩典与人分享。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露莫大牺牲的爱，使爱祂的人也能毫无等差地去爱被社会长期排斥、甚至遗忘的平民大众，并且将自己一生献给他们。晏阳初确实没有处处标榜自己的信仰，更没有致力于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然而从他的生命见证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了信仰与文化的融合。诚如他自己所说：“我确是有使命感和救世观，我是一个传教士，传的是平民教育，出发点是仁和爱。”（转引自杨东平：《平民教育之父 ---晏阳初》）
读《晏阳初传》，我的心灵受到强烈的震撼。今日的中国，比晏阳初生活的时代确实进步了许多，但还是有许多令人担忧之处和隐患。广大农村教育依旧是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千千万万的农家孩子或是无学可上，或是没钱上学，旧文盲没有消灭，新文盲更多冒出。大量民工涌进城里，无数孤寡儿童留在乡村，这些都是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去农村宣教传福音的人很多，然而献身于教育和关怀的人却很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