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拉瓦乔（Caravaggio 1573-1610）于1597年接受了红衣主教德尔·蒙泰的委托，开始为罗马圣路易吉·迪·弗朗西斯教堂内的圣卡特琳小礼拜堂绘制一幅题为《圣马太蒙召》（The Calling of Saint Matthew）的巨幅油画。
圣马太即新约圣经中所记载的那个蒙耶稣呼召的税吏利未。
画面上的利未和他的伙伴在一间陋室中围桌而坐，他们正数着一天的税收，陋室本是幽暗的，但有一束光照耀着他们。
耶稣和门徒彼得走了进来，耶稣的身体和面部处于半遮挡状态，头顶一轮暗示神性的光环。他伸出右手召唤税吏利未。利未似乎有些惊谔，他身躯微微后仰，把手指向自己，似乎在问：“谁？是我吗？”这惊谔是必然的在这圣召降临的瞬间，蒙召者利未的右手却正按在那一堆尚未数完的钱币上。
画家抓住了事件的瞬间：已经发生的和将要发生的，都被画家以一种轻易而可信的方式展示了出来；耶稣的双脚已经在向门外移动，利未也会站起身来，跟随耶稣而去。
其实，蒙召的时刻在生活中时常出现，只是蒙召者对那神圣的时刻往往视而不见，既在心中收紧，又在眼前放弃。而艺术家却把被我们屡屡放弃的一刻又带回到我们眼前。
耶稣的不期而至，以及指令性的举动肯定会引起不同的反应。画面中左边的两个人正聚精会神地查点钱币，甚至不理会耶稣的亲临。画面居中一位面对观众的少年把身体靠向利未，似乎在向现实中的人寻求庇护，不曾想现实中他所赖以庇护者也在寻找庇护。背对观众身佩长剑的一位少年，倾身向前，似乎不乏血气之勇，使徒彼得却出手点化：不必逞血气之勇，会有奇迹发生。
艺术家的创作似乎是自由的，艺术家似乎可以根据所知所感完成画面，以求视读的合理性和存在的可能性。其实，合理性和可能性反倒可能使艺术创作不自由，因它要求艺术对真实的服从，艺术创作对应的是相应的指令。只是人们习惯夸大艺术创作的自由度，而隐慝指令的强制力.
生命不庇护人气太盛的自我，只保留自我的奇迹发生。耶稣从外面走了进来，伸手指向他所呼召的利未，这一动作使人联想到米开朗基罗那幅著名的天顶画《创造亚当》。神授人管理全地之权柄，社会的结构似乎建立在指指相扣的指令之上。问题不在于指令，不能没有指令，问题在于人类有没有一个生命之外的感召？
卡拉瓦乔作品《圣马太蒙召》
卡拉瓦乔过于平民化的描写，确实不为当时的时代接受，他曾有段时间因接不到委托而穷困潦倒，也确实受到委托人的非难而不得已对画面做出修改，甚至遭遇退件。然而，委托依然是一项重要的资助手段，委托人是受到敬佩的，艺术家是受到保护的，委托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艺术家的自由，但艺术家却可以在对更高召唤的服从中获得自由的补偿。
《圣马太蒙召》画面的构图分成两部分，右边立起的和左边围坐的人物组成了竖向和横向两个矩形。地点设在一个小酒馆，一扇窗子被油布遮挡了起来而更像是一间地下室，如果不是耶稣头顶的光环和人物的服装不合时宜，人们会把这幅作品混同于表现放贷者和赌徒们围坐在桌边嬉戏聚乐的风俗画。两组人物的位置安排，意在表现不同的空间，适身合体与赤足长衫的服饰也代表着不同的时间，封闭与敞开的活动场景亦暗示着两个世界的心理维系，坚定和犹疑的表情以及不同的手势肯定了所有不同之间的关系。
卡拉瓦乔信守艺术创作的原则，同时他也觉悟到：所有的艺术原则的指令都共有被指令的命运，所以不在于破坏指令，而在于接受指令的同时直接感召被指令的共同命运。这样，他或许就不自觉地越出了既成的原则和指令。卡拉瓦乔艺术形式的突出贡献，是他对光线的组织和运用，聚光形成边线明确的明暗处理成为被后人称道的卡拉瓦乔样式。
卡拉瓦乔倾向于自然描写，将事物不经过美的感受就直接搬上画布。毋庸置疑的是，卡拉瓦乔对欧洲绘画传统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是他把圣经文本注入世俗生活的倾向，这一倾向也深深地影响了伦勃朗。
艺术在生活中的价值怎么说也不为过，依据《圣经》文本的文字叙述：耶稣呼召了利未之后，同在屋里坐席，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法利赛人和文士就向耶稣的门徒发怨言，说你们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呢？耶稣回他们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召义人悔改，乃是召罪人悔改。”（路加福音5：32）
《圣马太蒙召》一画中，耶稣呼召的手势，启示人类被指令的共同命运：我们都在接受同一个指令，所以我们要互相尊重，我们不是面对他人的不义，而是面对自己的内心障碍时，当耶稣呼召我们同行，我们是否跟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