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高的信仰历程经过了几次大的波动。在一个价值变动的时代，他的挣扎和他的信心，或许可以给那些自以为被排斥在信仰门外的人带来勇气和希望，知道纵然会失败，还是可以热烈地活着，因为我们并不孤独。感谢上帝，他使孤独的人有家，使被压制的人得自由，被掳的人得释放，又传好信息给（心灵）贫穷的人。
梵•高从小受到父亲和舅父的宗教熏陶。父辈所属荷兰非正统的格罗宁根宗（Groningen），非常排斥当时的福音运动。但是到了21岁左右（1874-1875），他有个重生的经历，他受到大布道家奋兴会和司布真书籍的震撼，在信仰上有了极大的改变，也影响了他对现代文学的看法。从这时起，除了圣经、《效法基督》和《天路历程》外，他要求西奥把所有现代文学的书籍都烧了，为了要“除去旧人，穿上新人”，过敬虔的生活。
这个转变赋予他使命感，是他决定献身传道的开始。他1875年写信给弟弟说：“一个投身者再也没有其他的家乡，他既不是为追求快乐而活着，也不是单单诚实地活着。他活着是要为人类成就大事，战胜人的鄙俗，恢复他的尊严。”
经历了1879-1880年的痛苦和大转变，他对现代文学的看法又有了180度的转变，他又开始寻求与现代社会的对话。可是，他的信仰基础没变，他仍然敬重那些“心灵贫穷”的人，就是那些纯朴、卑微的人。他以劳工阶级自居，认为自己被排斥于伊甸园外，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他仍然尊敬那些乡间的传道人，在1883年，他甚至有个志愿，就是有朝一日能够回到乡村，再做个贫苦的传道人。
梵高：《在永生之门》
如今，作为一个艺术家，他认为信仰的表达不限于礼拜堂内的崇拜。作为一个负伤者，他认为宗教最主要的功用是心灵的医治和安慰。一个受尽了折磨和打击的梵高，希望自己的朝圣之旅，最终可以在人生的彼岸寻找到安息。
梵•高晚期的画《耶稣的受难》（1889）、《拉撒路的复活》（1890），都在表达这个受苦与释放的信息。名画《星夜》（1889）更是总结了他的精神旅途，表达他与上帝神秘的联合的那种胜利景象。
跟写《耶稣传》的瑞南一样，梵•高认为受苦是有目的的，德行最终也必须有回报。这种观点对梵•高的艺术观产生了一种张力：一边是他与过去的连接，表现在他固执地相信死后有永生；一边是他渴望有意义的现世，表现在他期望通过一次革命，让上帝的国在今世实现。
这种对永世的信仰，非常强烈地表现在他早期的石板画《在永生之门》中。这里，一个接近人生终点的老人，坐在火炉旁，他的头埋在手里，身子前倾，两手握拳，给人一种完全无助、极度悲伤的感觉。然而八年以后，在梵•高临终前几个月（1890），他用1882年的画为底，画了一幅油画。说明了这幅画在他心中的分量。
如果没有画名，这幅画所表达的不过是悲惨的人生，或许就是梵•高自己悲惨的一生。但是，梵•高给它起了个英文名字，《在永生之门》。它表达的就是在最悲伤和痛苦的当儿，梵•高还是坚持着对上帝和永恒的信心。
梵高：《拉撒路的复活》
梵•高解释说：“有种高贵、伟大的东西在那儿，它不属于蛆虫……这幅画远离所有的神学，它是在描述，那位坐在炉台边，最穷困、最渺小的伐木匠，或是矿工，都可以有自己发泄感情和心绪的时候，让他体认到一个永远的家乡，而且是已经接近了。”
章伯斯（Oswald Chambers）曾说：“那种无法修补的感觉，是人生最大的焦虑之一。”一句无法追回的话，一次血本无归的赌注，或是当众出丑，或是被炒鱿鱼，这些无法挽回的事让我们失眠、焦虑，甚至痛不欲生。对梵•高而言，他有过太多的创伤，加上疾病的煎熬，他有很多理由可以抛弃信仰。但是，这段话让我们感受到他心灵的悸动。
他说，这幅画“远离所有的神学”，暗示他的伤痕还在。但是，他仍然坚持着对上帝的爱和宽容的信仰，不但因为有今生的安慰和扶持，他也深信死后的永生。他告诉我们，这个潦倒颓丧、走到人生尽头的老人，已经站在“不朽”的门口了。他向我们宣示，就是绝望中的人们，仍然具有精神的品质，可以触摸到上帝的同在，因为他们也是上帝所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