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最大的缺失并不是信仰的缺失，而是信仰的混乱。孔子强调∶“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前者强调的是统治者要赢得人民的信任，後者强调个人的诚信，多是局限在政治和道德层面。但是，不管是公共政治方面的“信”，还是个人私德方面的“信”，最终都要落实到个人心中的宗教信仰上。
圣经就为我们解决的就是信仰问题。它教导我们对於上帝当信什麽。当然，圣经也是历史性作品，记载了整个世界被上帝创造的历史，尤其是亚伯拉罕及其後裔得蒙上帝的拣选的历程，以及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死里复活的历史，还有初期教会宣教的历史。但是，这些历史性记载不单纯是历史记录，而是让人从上帝在历史中所传讲的信息中归信上帝。
因此，圣经对历史的记载并不是毫无选择的流水帐，而是明确地以信仰为导向，引导人们相信上帝，并且相信上帝所赐给人的，独一的救主耶稣基督。
人的道德性就是人的社会性和关系性，就是我们如何行事为人。
今天，我们在追求经济发展的时候，往往以牺牲道德价值为代价，这是极其可悲的。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耶克所强调的那样，只有健康的道德情操，才能建立开放社会和市场经济。
人在本质上是宗教性的存在，也是道德性的存在。所以，圣经不仅教训我们对於上帝当信什麽，也直接教训我们对於上帝当尽什麽道德责任。中国文化注重道德伦理，强调“仁义礼智信”，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圣经指出，人首要的道德责任是对上帝的敬畏和顺服。
所罗门在其著名的哲理性见证中总结说∶“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传道书》12）
因此，人的道德责任有两大方面∶一是我们对於上帝当尽的本分，二是我们对於他人当尽的本分，这恰恰就是耶稣基督对整本圣经所启示的，神的律法的总结∶“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
天地之间，凡事凡物，皆有法则。家有家规，国有国法。所以，中国古哲强调∶“天生民，有物有则。”罪人的最大幻想就是自己成为上帝，从而自己说了算，也就是自己立法。当初亚当和夏娃就是这样堕落的，他们想变得和上帝一样，由自己来决定善恶。罪人这种试图随心所欲的“自法性”，不仅在人类始祖身上出现，迄今仍然是世上流行的哲学潮流。
圣经是一本“律法书”。上帝不仅在自然界中设立了各种法则，使昼夜更替、四季往复都有规律，并且也使花草树木、飞鸟走兽都“各从其类”；上帝也为人设立了当遵守的道德法则，这就是圣经中所启示的，以十诫为综述的道德诫命。这种道德律也是基督顺服上帝的标准。
保罗强调上帝的“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之所以是“圣洁的”，是因为来自圣洁的上帝；之所以是“公义的”，是因为上帝是公义的，他对我们的要求也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之所以是“良善的”，因为上帝是良善的，他赐给我们律法的目的是要让人“得福”。
上帝对人最大的感叹就是∶“空中的鹳鸟，知道来去的定期；斑鸠燕子与白鹤，也守候当来的时令；我的百姓却不知道耶和华的法则。”（《耶利米书》8∶7）
当然，没有任何人能够完美地遵守上帝的律法和诫命，所以也没有任何人能够通过自己行律法，而在上帝面前称义。但蒙恩之人出於感恩之心，发自内心地爱慕上帝的律法，努力遵行上帝的诫命，这确实是基督徒理所当然的事奉。
另外，在人类历史上，圣经律法也为西方法治与宪政的形成奠定了根基。中国基督徒对上帝的律法的重视，不仅会增强我们在圣洁生活方面的见证，也会成为21世纪中国社会和平有序地，向法治和宪政转型过程中的积极力量。
在亚当犯罪堕落之後，所有人都需要一位救主，所有人心中都在盼望一位救主。但历史给我们最惨痛的教训就是∶任何人都是有罪的人，既不能拯救自己，也不能拯救别人。圣经明确地告诉我们，只有耶稣基督才是罪人的救主，唯独他是“公义的日头”。
只有通过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真正认识上帝；也只有通过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罪得赦免，用无愧的良心来爱上帝，并且爱人如己，也才能真正建立坚实的道德和法律基础。
原标题《信仰与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