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苦难，《约伯记》同时承认两个前提：第一，上帝活着，慈悲、全能；第二，约伯是义人，他受苦并非因为他犯了罪。对约伯的朋友来说，承认第一点很容易，但无法接受第二点；对今天的人来说，承认第二点容易，但难以认同第一点。从古到今，《约伯记》都算一种异数，在人生智慧和哲学的路数上剑走偏锋，甚至到了对智慧和哲学进行反讽的地步。
约伯在上帝眼中是个义人，没有因此得到苦难的豁免权，从《约伯记》文脉中，反而发现正是上帝主动向撒但挑战，在上帝认可的范围内让撒但去试验约伯。结果，撒但夺走了约伯的财产，也杀害了他的儿女，好让约伯当面弃绝上帝，没想到约伯反而在上帝面前下拜，这一局，撒但输了。
撒但还是不服，他觉得人怎么能不是功利主义者？人敬拜上帝一定是因为有好处，不管是身外的好处还是身内的好处，否则人为何要敬拜上帝？
于是，再次得到上帝许可，撒但又来击打约伯，使他生了重病，浑身长毒疮，臭不可闻，连约伯妻子都建议他赶快弃掉上帝。约伯仍持守对上帝的信仰，不以口犯罪。
一局，撒但又输了。
撒旦惩罚约伯
只有无缘无故的苦难才能证明有否无缘无故的信仰。因此，塞涅卡说：“没有谁比从未遇到过不幸的人更加不幸，因为他从未有机会检验自己的能力。灾难是对人的真正检验，谁能经得起这种检验，谁就是人中之杰。”
没有经受考验的人生是不值得活的人生。
苏格拉底说过类似的话，不过是说“没有经过理性审慎的人生是不值得活的人生”。
希腊精神强调理性反省，而希伯来精神强调灵性经历，从这两种对人生的信念就可以看到差别。
在希伯来精神看来，苦难是为了显明真信仰的存在，而真信仰的关键是对交性、位格性关系之建立，真爱产生于这样的关系之中，在此关系中，人与上帝的关系就不再是“我与它”或“我与他”，而变成“我与你”，德国思想家马丁•布伯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说的。
从《约伯记》文脉，你会发现约伯最纳闷、最不解的问题是：在他受苦时上帝在哪里？既然他的受苦并不表明上帝不在场，那他还有什么好说的？只要他知道上帝一直在，一直看着他，一直知道他内心的苦楚，一定会给他一个说法，那就够了。难怪从《约伯记》中找不到上帝对于约伯苦难的解答，因为对于约伯来说，上帝出场本身，上帝一直在那里，这就是解答本身。在希伯来精神看来，人生根本的意义，不是给苦难一种漂亮的解释和反省，而是有一种力量去承载苦难。
《约伯记》的作者承认上帝的全能和仁慈，又认为约伯是个义人，尽管经文也提到约伯有时候“病于自义”，但在这一系列苦难中，他没有犯罪，他的苦难也不是因为他的罪引来的。于是，基督教就给了看待苦难的一种视角：全能而仁慈的上帝允许苦难存在，一定有他的美意，因为他需要人性在经受苦难的考验之后走向完全，这种完全不是个人的修身养性，而是和上帝对交性关系的建立，不是自我超越，而是对话式超越。
说这些和我们的人生有什么关系呢？
当然大有关系，从希伯来精神视角看苦难，会给人深刻启迪，尽管现在早已进入所谓“后现代”、“后信仰”时代。《圣经》学者唐佑之说：“苦难使生命成长。”这不是说基督教在倡导禁欲主义和受苦主义，而在强调爱和信仰只有在苦难中发育得最好，生命只有在经受苦难考验的过程中才能生长得最好。
面对苦难，关键是要有一种苦难意识，才能把苦难转化为精神资源。不管有没有苦难意识，人总是要受苦，消极被动去受苦，受完了，也不能学到功课。积极主动去受难不是热爱受苦，而是专注于人的精神在困苦中的发育和生长。
在中国，很多父母不能容忍孩子受苦，不给孩子任何经受匮乏和苦难的机会。没有经历过匮乏的孩子，当然不知道拥有的快乐。中国的父母们其实正在教自己的孩子把爱建立在物质条件上，爱作为独立的精神价值，已然在教育中出局。
其实，这两百年来，人类一直致力于从现实生活中剔除苦难，致力于乌托邦社会的建立。这种努力当然很了不起，但这种哲学思想带来的消极面，就是视苦难如洪水猛兽，视幸福为安逸享受，视人性为趋乐避苦。这对人的精神成长是尤为不利。古人在这一点上要聪明得多，才谆谆告诫“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当然，理论上说消除苦难是一回事，真正能否做到又是另一回事，两百年来，人类从来就没有能消除得了苦难，苦难也并没有减少过，但人类面对苦难的价值信念却越来越出卖给了工具理性和功利原则。功利原则其实就是无原则，无精神，人被好处和物质决定，在这样的情况下，苦难反而成为主宰人类的异己力量，把人的精神摧垮了。
重温《约伯记》，就像登上高山，见到了人类精神中最高贵、最伟大的风景。正是《约伯记》告诉我们，在苦难的子宫中，人类的精神发育得最好，在现世的风暴中，人类的情操显露得最好。俄罗斯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得好：“至于在我们的地球上，我们确实只能带着痛苦的心情去爱，只能在苦难中去爱！我们不能用别的方式去爱，也不知道还有其他方式的爱。为了爱，我甘愿忍受苦难。”
这确实是深知《约伯记》者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