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斯特顿批驳了流行于英国的一种贵族文学，那种文学塑造的贵族形象都是高大英俊、能言善辩。切斯特顿认为，这种文学是一种势利文学，将贵族所不具有的一些特征加诸他们身上，是一种奴性表达。他认为，好的文学应该是从普通大众当中去寻找充满生气、鼓舞人心的理想，并且佐以坦率、感情丰富的写作风格。
麦卡比先生认为，切斯特顿的写作风格过于轻薄，切斯特顿回应道，“开玩笑是不开玩笑的反义词，而非其他词的反义词。一个人用怪诞、可笑的措词表达自己的思想，还是用庄严、严谨的措词表达自己的思想，这不是动机或道德状况的问题，而是本能的语言和自我表达的问题。”他还说，轻薄是人的本质的一部分，所有的哲学问题都倾向于是悖论的，而生活就是一场狂欢。用一种开玩笑的方式来写作，是平常人性的一种正常表达，而那种以为自己就是专家的自命不凡的严肃文风，不一定就是真诚的表现。那种专家式的写作，倾向于摧毁民主或曰普通百姓的力量，最终使写作成为某些人的专利。
切斯特顿批驳了以惠斯勒为代表的一些提倡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家。这些艺术家提倡将艺术和道德区分开来，对艺术所呈现的人类个体缺乏关注，考虑的只是他们自己的艺术成就，而这实际上是将艺术变成偶像。切斯特顿还提出了“艺术质”的观念，他认为，“艺术质是一种疾病，使艺术爱好者深受折磨。它产生自这样一些人，他们没有充分的表现力，将自身中的艺术因素表达出来、摆脱掉。把自身中的艺术因素表达出来有益于每一个心智健全之人的健康；不惜一切代价摆脱自身中的艺术因素对每一个心智健全之人来说都必不可少。具有巨大健康活力的艺术家很容易摆脱自身的艺术因素，正如他们可以自如地呼吸、很容易就出汗一样。但是，对于缺乏活力的艺术家，摆脱自身的艺术因素就成了一种压力，带来明显的痛苦，这种痛苦被称为艺术质。”
切斯特顿批驳了将美国等新兴殖民地国家视为伟大国家的看法。他认为：“一切荒谬的身体比喻，如年轻、年龄、活着的、垂死的，用于国家身上，都不过是伪科学的努力，企图蒙蔽人们，不让他们知道他们孤独的灵魂拥有令人敬畏的自由。”他认为，“一个国家可以通过三种形式或象征表明自己本质上是快乐伟大的：通过政府中的英雄人物；通过战争中的英雄人物；通过艺术中的英雄人物。除政府外（政府可以说是一个国家的形式和主体），对任何一个公民来说，最重要的是他对待节日的艺术态度和对打仗的道德态度，亦即他接受生活的方式和接受死亡的方式。”
切斯特顿从政治体制、宗教、道德、法律、文学各个方面，表明了他对“民主”的看法，并认为他所处的英国，在这些方面都体现了一种不民主。政治体制上，不论是寡头统治还是贵族统治，其中的统治者并不能代表老百姓，他们只是那些精英的代表；在宗教、道德上，我们更多关注穷人的罪，而一直否认知识阶层的罪；在法律上，现代法律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只影响被统治阶级，不影响统治阶级；在文学上，流行的贫民窟文学，不是表现穷人作为普通人的喜怒哀乐，而是冷漠无情地表现他们的可悲、可怜和无知。切斯特顿从而提出“民主要想恰当地发挥作用，真正需要的不仅是民主的体制，甚至民主的观念，而且还需要民主的情感。”
切斯特顿将人视为创造教义的动物。不管一个人承认与否，他的头脑中都有一套价值观或世界观。而在本书中，切斯特顿依次批判了当时那些非常有影响力的异教作家和艺术家，并将他们的思想所本的世界观呈献在我们面前。切斯特顿进而提议，对于这些思想，我们要么赞同，要么反对。
无思想会导致偏执，过于投入到一种思想里会导向狂热。“思想是危险的，但最不受思想威胁的恰恰是拥有思想的人；思想是危险的，但最受思想威胁的是没有思想的人。……宗教和哲学信念确实像火一样危险，没有什么能够夺去它们身上那种危险之美。但唯有一种办法能够保护我们，使我们真正免除这些信念所带来的过分危险，那就是沉浸在哲学之中、浸泡在宗教之中。” “治疗偏执者的良方是信仰，治疗理想主义者的良方是思想。在我们看来，了解一流的存在理论，从中选择最好的（即对我们自己坚定的信念最有益的理论），这似乎可以使我们很好地避免成为偏执者或狂热主义者，而成为一个比偏执者更坚定、比狂热主义者更可怕的人——一个具有明确观点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