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非洲的最南端有个城市叫开普敦,那里有南非乃至世界闻名的大学。十几年前,南非的生活费和学费远低于欧美国家,因此吸引力不少中国留学生。李钟诚就是其中一个。
李钟诚是四川成都人,2003年来到开普敦理工大学读书。钟诚属于80后独生子女一代,远渡重洋留学,背负着父母沉甸甸的希望。忠诚从小集父母乃至全家族的宠爱于一身,却不是个娇惯的孩子,他最喜欢与机械和速度打交道,也让家人操了不少心。
开普敦拥有非洲最好的公路交通系统,而公共交通却很缺乏。并不是每个留学生都有条件自己买车,钟诚很喜欢交朋友,也很热心帮助同学。有的同学没有车,钟诚都会带他们一程。然而,父母最担心的事却偏偏发生了。以下是钟诚母亲的口述——
一个周末深夜,钟诚开车送同学拉娜和凯西回家。凌晨在下高速公路的时候,突然车子失去控制,撞到了路边的绿化带。钟诚感觉车翻滚起来,听见巨响“砰、砰”,然后听见旁边的人尖叫的声音,什么也看不见,一片漆黑,三个人都没有系安全带。失控的车子连续翻滚了七八十米远才被一处围墙挡住。
过路的人帮忙报警,救护车很快把钟诚和拉娜送到了医院。
医生首先为钟诚做了全身检查,他的脊椎有骨折,骨盆有断裂。脊椎受伤意味着下半身可能会瘫痪。
钟诚打了一个电话给家里,声音非常微弱。他就说:“妈妈,我很难受,很难受,你来接我,我要回家……”
他说完,电话就断了,我脑子“嗡”的一声,所以我就再打过去。当时是钟诚的同学接的电话,说钟诚正在抢救,伤势很重。而凯西被甩出车外,从后车窗被甩出去,当场死亡。
我和他爸爸想尽办法打听消息,从外交部那里拿到中国驻南非使馆的电话,但是因为时差,不管怎样打来打去都是没人接。再也没有比听到儿子出车祸而又无法得到详情更煎熬人的事了。很突然,又没有买医疗保险。所以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筹备钱,想着一定会要先交费的,因为在国内你不先交钱,再重的病人都是不能做手术的。
四点多,我们接到中国驻南非使馆的凌女士打来的电话,让我们赶快过去,因为在那次车祸当中,有一个21岁的白人女孩已经遇难,另外一个伤者也是白人,伤势非常严重,我儿子的伤势也是非常严重。我们当时的心情真的是很不知所措。
凯西家在开普敦一个社区里,她的突然罹难,在当地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出事那天下午,当地教会的秘书和牧师一起去她家探访,邓肯夫妇非常悲痛,一直无法相信凯西已经离去。凯西有两个哥哥,她不只是家里最小的,也是所有家族近亲中唯一的女孩子,所以父母亲特别注意保护她,若是没有哥哥们的陪同,是绝不允许她自己出门。
万里之外的我们则笼罩在焦虑、惶恐的气氛当中,我好多天睡不着觉。他的爸爸听到死人以后,觉得这个事情相当的糟糕,因为可能会有法律问题;而且语言是个障碍。我们也找律师,丁律师告诉我们,南非属于英美法系,可能面临巨额赔偿,而且钟诚被指控的罪名有两项:一是涉嫌酒后驾车;二是涉嫌蓄意谋杀。所以当时我很困惑,我的儿子这么重的伤,怎么会是蓄意谋杀呢?南非警察局一定要走这个程序,如果受害人没有起诉,这个就相当于走一个过程一样,但是如果受害人起诉,情况就会更严重。我们心里的焦虑陡然升级为恐惧,生命垂危的儿子难道还要遭受铁窗之苦吗?当时担心他被那边关押起来,也很担心人家会找我们扯皮。
我们马上办理各项出国手续,又筹措大笔资金,紧张的准备着,希望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赶到南非。
钟诚因为伤非常严重,转到了开普敦大学的附属医院,这是全非洲最好的一个医院,三四个教授给忠诚做了一个会诊,比我们预想的要乐观,脊椎骨破裂了,说只要每一个像头发丝这么细的一个距离,就可能会伤到他的脊髓的神经,那样的话,他的后半生就只能坐轮椅了。所以他当时非常非常的幸运。
几天后,我们匆匆上路,到机场的时候,带着一种忐忑不安、焦虑还有内疚,反正一种很复杂的心态。
当我们飞越印度洋时,在南非开普敦的一间教会里,人们正在送凯西最后一程。追思会来了很多人。凯西父亲说,怎么也想不到今天白发人要送黑发人。凯西的母亲强压住悲伤,当时没怎么哭,直到几天后教会的秘书再去她家探访时,她放声痛哭,几乎崩溃。这一时刻,钟诚正准备做第二次手术。
历经18个小时的飞行,我们和孩子的姑姑三人到达南非开普敦。一下飞机,满怀担忧与恐惧的我们就闹了个误会。钟诚的好友穆云飞和华人教会的吴世宗牧师到机场迎接我们。穆云飞给我们介绍:“这是教会的牧师。”当时我们对“教会”这个词很陌生,我先生还把“牧师”听成“律师”了,他告诉我说:“说话要谨慎一点,我们还没有请律师,是不是官方已经给我们指派了律师了。”我们带的行李很多,看到吴牧师不停地帮我们搬那些沉重的箱子,觉得很奇怪,后来慢慢了解牧师是基督教的牧师。
我们去到医院的时候,儿子还没有从手术室推出来。当孩子推出来的时候,那时候他是昏迷的状态。我就叫他的名字,看到他睁开眼睛。
经过第二次手术后,钟诚总算脱离了半身瘫痪的险境。然后我们去了拉娜住的那个医院去看望她的伤势,看到拉娜的伤势也在好转,我们松了一口气。而另一个恐惧立刻涌上心头,那就是如何面对凯西的父母?长这么大,没有面对过这么大的事故,压得我们喘不过来气的那个重担,让我们真的是负担非常的重,焦虑也很大,但是牧师看出了我们的心事,所以他约我们去海边的一个咖啡厅。
我没想到我们在这种状况下来到这风光壮丽的海角,心境恰如这眼前的巨浪跌宕起伏。好望角能给我们们带来希望吗?那一天牧师给我们讲了主耶稣基督,然后也谈到了信仰,第二天他就派人来带我们去了教堂。当我们第一次进到教堂,听到赞美诗的时候,心里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激动,那种焦虑的心情当中,我们没有心情去过多地研究那份信仰,但是我们有一份感激的心,那就是牧师他们为我们所做的一切,给我们提供的帮助。
第二天就要面对凯西的父母,我们极度不安,唯恐因言语不当而引起误解造成冲突,想请牧师陪同前往,因为他是新加坡人,英语非常好,但牧师愿意面对这样艰困的场面吗?他爸爸就鼓起勇气给牧师打电话。通电话的时候,吴牧师说:“其实我就等你们的这个电话。” “那就太麻烦你了。”他说:“我很乐意被你们麻烦。”当时听了心里是一种很温暖的感觉,从来没有听说有人说喜欢别人麻烦他的。
我们提前到购物中心去订了花篮,我也把想对凯西父母说抱歉的话语写在了一张卡片上。到那天晚上我们真的都是相对无语,每个人都睡不着,很疲倦了,就是睡不着。我们坐到凌晨四、五点钟,我们设想了很多的场面,如果凯西的父母他们对我们的那种愤怒,和他们家里人不能接受我们的这种过失,那我们该怎么办?当时想了很多种的场面。我们只是做好了一切准备,拿我们中国人的话说,就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第二天早晨,牧师,还有拉娜的妈妈来陪同我们一起去凯西父母家,我们一下车,看到一个中年男子站在门口,牧师说:“这就是凯西的父亲。”当时我的心一下子“砰砰” 跳的,就像是跑了几百米下来的那样子。她爸爸跟我们一一地拥抱。进了屋以后,我非常的紧张,不知道该做什么?不知道该说什么?我看到凯西的妈妈静静地站在客厅中间,当时我的腿就象走不动路一样。没想到主动安慰的是凯西的妈妈,我们还没有开口,凯西的妈妈伸出双手过来拥抱我们,她的妈妈拥抱我长达十分钟左右,她的手一直在我的肩上拍,不断地安慰我说:“请不用太自责,这只是一个意外......”那一刹那,我脑子里面一片空白。
凯西母亲平静、温和的声音在我们听来却如晴天霹雳,瞬间,自己的价值观如同冲向岩石的海浪一样被撞的粉碎,震惊、感动、羞愧让我们们不知所措,几十年的人生历练竟无法应对这几句温和的话语。真的,我觉得真的是无地自容,把我要想说的话全部都忘记了,一句也想不起来。我不断地对凯西的妈妈说:“真的很抱歉,非常非常地对不起。”凯西的妈妈说:“不,这是一个意外,请不要太自责。”当我们坐下来的时候,凯西的爸爸对我们说出的第一句话就是:“今天你们的到访,是对我们全家最大的安慰。”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接纳和宽容。”
当我们坐下时,凯西妈妈握着我的手,一直握着,俩人非常贴近。两位母亲的手握在一起,两颗心在贴近,而两种不同的生命在猛烈地碰撞。
这一刻,好像我们是被害者,他们是肇事者。她妈妈一直蹲在地上,我坐在沙发上。凯西的爸爸告诉我们说,请我们放心,他们不会去起诉我的孩子,当他们完完全全接受女儿过世的事实以后,他们会去医院看望我的儿子。我感觉到终身难忘,天比较热,又是泪水,又是汗水,分不清楚,自己捏一下自己,是不是真实的?是不是在做梦?原来脑子里想了很多种结果,一万多种结果,到了那个地方的这个结果,从来就是没有想到的结果,最好的结果,没想到,想不到,做梦都想不到的结果。
当初绞尽脑汁盘算的种种对策显得如此渺小,令我们无比羞愧。而且他两个儿子在家里,只是来点个头,打个招呼。对她哥哥来说,是个妹妹,家里唯一的女儿,她哥哥都没有出来说一句不好听的话。拉娜的妈妈说,如果是你的孩子,你能这样的饶恕吗?没有任何怨恨的饶恕吗?这真是不可思议,让人难以相信的事,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如此宽恕别人。
事后我们才知道凯西的父母将凯西的器官捐赠给需要的人了,这是我们在去之前也是不敢想象的。当自己承受着失去宝贝女儿的痛苦的时候,他们还能够想着为别人捐赠所需要的器官。
如此好的结果反而使我们们怀疑是否真实?我们完全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民族,可能这一生中再也不会见面,按照常理,他是不可能简单的把这件事就这么了结了,我只想着怎么样尽快逃离南非,趁他们还没有改变主意以前,要是万一他们反悔了怎么办?赶紧,想办法买机票,哪怕钟诚躺着回去也好。我们受中式教育影响太深了,就是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人家凭什么这么爱我们?他们没有欠我们啊,最稳当就是早点离开。事后我们才知道,凯西父母全家是信上帝的。所以当时我们想到信上帝的人能够这么好,那么他们所信的上帝一定是非常、非常的好!
邓肯夫妇在这样的一种苦难当中,他首先想到的还是对方。凭着人的本性绝对做不出来,除非他们的神是真的!所以他才会有一种全新的生命。
每次我们去医院的时候,常常看到弟兄姊妹在钟诚的床前为他读经、祷告,使我们非常的感动。不管是上午还是下午,教会都会留两三个或是四五个人去慰问或者是帮忙处理事情,为他祷告,为他唱诗。在我们没来以前,每天早上,儿子因为不能坐起来,必需要躺着吃饭,所以弟兄一口一口地喂他。儿子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在想:“这些人他们都跟我无亲无故,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星期天主日我们去教堂聚会,我们听到了一首赞美诗——《这一生最美的祝福》,歌词摸着我们的心灵深处,当时我们三个眼泪止不住的流。这件事的过程当中,凯西父母没有让我们赔付,当时我们就想,先拿一点钱给拉娜做治疗,拉娜的爸爸说:“不,不,不,我们现在还能够承受。”所以他们也没有要我们拿那个医疗费。后来我们才知道拉娜的妈妈也是基督徒,这也让我们认识到这份信仰是多么的好。梁燕城牧师那时候去南非,刚好也听到我们在南非的这一个经历,他带我们做了决志,领我们归向了上帝。
钟诚血液检查没有任何酒精成分,检方撤销了酒后驾车的指控。但因个人疏忽造成的他人伤亡的罪名依然成立。但是由于凯西的父母始终坚持放弃起诉,钟诚的这项罪名不成立,我们才得以平安的离开南非。我们把钟诚和拉娜一同带回中国治疗。当飞机起飞的那一霎那,我们才完完全全的相信,凯西父母全家所做的一切是真的。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不到两个月,我们返回了成都。
我们把在南非的这一段经历向我们身边的亲朋好友分享。这段不寻常的经历在亲友中激起一连串生命的撞击。不可思议,不可想象,怎么会这样的?这样的大爱谁不感动?这样的生命谁不愿意效仿?
两个月后,吴世宗牧师从南非专程赶到成都,有18个人因做出了生命中一个最重要的决定而在等候他。我们身边有18个人跟我们在一天接受牧师为我们施洗归向上帝!
儿子钟诚说:“经历了车祸,是我人生当中,我想是最重要的一刻,让我认识了主耶稣基督。” “主耶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像海边上的灯塔,他会指引我们前面的方向。我现在已经找到我人生中的这个灯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