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经历了9年的信仰寻索和挣扎，才接受耶稣作为我个人的救主。
1982年，我从北京赴美攻读博士学位。不少牧师曾向我传道。作为一个自然科学工作者，我坚持无神论，与他们激烈争辩。他们开化不了我，往往以赠送《圣经》为结束。几年后，我已有各种版本的《圣经》。但我从未认真看过，也不参加任何查经活动。
偶然的异象
1991年上半年，我在一所大学的研究工作告一段落，开始找新工作。以此为契机，事情开始发生变化。那时是在美国找工作比较困难的一年。我先后发出百余封申请信，迟迟未有结果，妻子和我都有些焦急。恰在此时，我们所在大学的中文查经班的周姊妹邀请我妻子参加查经。她本不想去，但对方一连几个星期来电话诚恳相邀，碍于情面，她最后同意去看看。不想，一去就被吸引住了，从此她每周查经不误。查经班的弟兄姊妹为我找工作的事祷告。我去克城进行工作面试的头天晚上，原天津音乐学院副教授徐可立、王国庆夫妇特地来家为我祷告。我虽不信，但觉得祷告有益无害，未加反对。没想到，第二天去面试途中，奇妙的事情发生了。
克城离我的住处有二百里。第二天早晨我独自驱车前往。当我驶上一段笔直的高速公路时，突然金光闪耀——阳光洒在路上、车上，车里、车外一片金黄，持续了四五分钟，我十分震惊。我开车八年多，曾多次迎著朝阳开车，从没遇见这种景象。忽然间，“求你保守冯秉诚全家，用阳光照耀他们的道路”的话语闪现出来。啊，这不正是头天晚上朋友在我家祷告时说的吗？！我心里一阵火热，情不自禁地默祷道：“上帝呀，难道您真是在向我显现吗？如果是，就求您保佑我面试成功。假如我得到这个工作，我就信您……。”
面试很顺利，在激烈竞争中，我如愿地得到了克城这份工作。我妻子也意外地找到了一份理想工作。那我该相信上帝了吧？没有。因我心里并不真相信，没有履行信主的诺言。
到克城后，我妻子和孩子每周去大学附近的中华克里夫兰查经班。每次我开车送他们到教堂后，自己去实验室。查经结束后，我再去接他们。有时去早了一点，查经还未结束。出于礼貌，我只好坐下来听听。看见他们对《圣经》逐字逐句地学习、理解、谈心得，酷似当年的政治学习，我觉得可笑。听到他们口口声声称自己是罪人，并断言世人都有罪时，我相当不高兴。我工作认真，待人诚恳，克己助人，一直赢得人们的尊重。扪心自问，何罪有之？虽思想上抵触，我仍不时为工作、生活中的问题暗自祷告。祷告后，问题都迎刃而解，使我一次又一次地感到暗中有种助我的超自然力量存在。我产生了想了解基督教的念头，开始提问题，但很多回答不能使我满意。我虽不时参加查经，但满心狐疑。这种状况持续了好几个月。
一次，查经查到〈马可福音〉第九章，一个人求耶稣为他儿子治病。“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孩子的父亲立时喊著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这段经文引起大家共鸣：信主，但信得不足。我为经文中这位孩子父亲的诚实、恳切态度所动，开口暴露了自己的“活思想”：“我对耶稣至今半信半疑，这是由我的特定身分决定的。我是一个经过文革的知识份子，是一个勤于思考、崇尚个人奋斗的知识份子。”见大家投来的惊异目光，我索性“倒”个痛快。“从认识论看，在原始社会，人类的认识能力低下，被各种自然现象震慑，于是把打雷、闪电、地震、山洪等当火神、地神、山神等顶礼膜拜。随著生产力的发展及人类对自然的深入认识，人们逐步抛弃了神的观念。因此，有神论是知识低下阶段的产物，无神论是人类认识上升到高级阶段的必然结论。”我的潜台词是：像我这样一位在国内受过高等教育、又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人，去搞迷信、拜上帝不是太可笑、太不光彩了吗？
文革开始时，我正在文革漩涡中心的北京大学就读，目睹了文革的全部过程。我全身心投入，但被对立派绑架、毒打后发配到内蒙，后又辗转于河南农村、煤矿、机关，直到1978年才重返学术生涯。整个国家的满目疮痍，个人身心的深刻创伤，使我下决心不再去崇拜任何人、事。好不容易从对人的迷信中醒悟过来，我怎么可能又去崇拜一个洋偶像呢？只有我真正相信的，才可能成为我的精神支柱。我有自己的事业，能用所学为社会服务，尽力助人。我内心充实，不需要别的精神支柱。宗教信仰只不过是无知老妇和心态软弱者的拐杖。生活经验告诉我，一切得凭个人奋斗，别的什么都靠不住。我慷慨陈词，甚至引用了《国际歌》的歌词：“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我们自己救自己。”大家对我的发言议论纷纷，我却不予理会。
与我的高傲、自负相反，我说完后，查经班负责人、医学院的唐兴礼教授十分谦和地对我说：“你的这些问题并不奇怪，我们初信主时也遇到过，解决这些问题的唯一办法是多学习。对《圣经》、基督教有较多了解后再决定取舍也不迟。”我觉得他的话很有道理。他是教授，尚且如此谦卑；我一个博士后，有什么可骄傲的呢？既然《圣经》中有答案，不妨去找找看。从此，我除每周参加查经外，还向团契弟兄、姊妹借书，又从宾州和加州的福音书店订购了一批参考书，希望从中寻求答案。不看则已，一看就被强烈地吸引住了。这些书把我带进一个我从未涉猎过的广阔领域，在我眼前展示出属灵世界的奇特画卷。我如饥似渴地吸吮著，每天到深夜。疑团逐渐消失，心里慢慢亮堂起来。
过去我一直认为科学与宗教完全对立，然而当我得知前三个世纪，三百名伟大科学家中92%的科学家都信神时，我大感意外。这里面有我所崇敬的牛顿、法拉第、欧姆、焦尔等，还有当代许多著名科学家、宇航专家、诺贝尔得主。他们是基督徒的事实，使我觉得自己顿时矮了一大截。高傲、自负的心开始谦卑下来。我头脑中关于科学与宗教，无神与有神的根深蒂固的概念发生动摇。我感到对这些重大问题要重新思考、认识。我素以无神论者自诩，可是，我是无神论者吗？此名称应该指那些对有神论和无神论做过系统的比较、研究而信仰无神论的人。我没有做过这样的研究，我只是一个道听途说、自认为无神的人。
另外，我向来推崇小心求证、逻辑推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可是，我对待基督教的态度科学吗？这一反思是我参加查经后开始的。每当带领查经的人要大家翻到某一卷某一章时，我就不安，因为我根本不知道《圣经》各卷的编排顺序。问别人吧，觉得丢人；只好自己前后乱翻一气，最后还是别人主动来帮忙。极为尴尬。过去我没有研究过基督教，却断言基督教愚昧、无知，这正反映出自己的武断、无知；我没看过《圣经》，甚至连《圣经》的目录都未读过一遍，就认定《圣经》不符合科学，这只能说明我有先入为主的理性偏见，不能用科学的态度对待《圣经》。
我一直是个好强的人，多自以为是；但我能知错就改。对我来说，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到底有没有神？其实只要看看宇宙万物，答案不难找到的。
我们的地球是个好例子，如果地球稍小，或稍大，都没有现在这样的大气层。它与太阳的距离若稍稍改变，地球不是太热就是太冷。月球以独特的方式形成，它的存在，影响了地球大陆和海洋的形成。地球自转轴的倾钭度，恰使大地有四季之分……这一切是如此精确、完美，很难相信是偶然形成的，必是一个智慧的造物主的精心设计和刻意创造。大天文学家开尔文穷一生研究天文数理，他的结论是，“不相信有神的天文学家，一定是痴子！”
水又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没有水就没有生命。大多数物体都是热胀冷缩，唯独水是例外，低于4oC后，反而膨胀，所以冰块是浮在水面。否则，海、河、湖、沼在隆冬会全部冻实，水中生物将无法生存。对于水的这种奇特性质的合理解释，只能是造物主的匠心。
生物界更是奇妙。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不仅为地球上的动物制造了食物，并释放出生物所必须的氧气；而生物呼吸对排出的二氧化碳则是光合作用的必须原料，多么巧妙的配合！生物体的复杂、协调、奇妙更使人叹为观止，使人很难相信生命是由无机物产生和随意进化来的。虽然分子生物学正突飞猛进，但要在试管里制造一个活细胞仍是遥遥无期。即使有一天在实验里造出了生命，它肯定是睿智设计、严谨控制和辛勤劳动的结晶。它所证明的，是创造论而不是进化论。
过去我一直视自然规律是自有永有，亘古无限的，是宇宙万物的“第一因”，一切思索到它面前就停止了，它成了我心中的“神”。但越来越多的科学证据表明，宇宙不是永恒的，有其开始和结束，因而必定是受造的，宇宙中的一切规律也必是被造的。自然规律与别的律法一样，必须靠权威确立，靠权威实施、运作，其自身没有思想、意志。那么，自然规律从何而来？是什么力量保证它的正常运作？在无神论思想的束缚下，人们有意或无意地回避著这些问题。每一位诚实正直、努力追求真理的人对这些问题的探索，很容易动摇无神论的根基，逻辑地导出超越自然的神创造宇宙万物的结论。
随著急救技术的进步，对因突发心脏病而暂时死亡的病人的挽救率日趋提高。这使得美国心脏科权威罗林斯（Maurice Rawlings）有更多的机会亲耳听到被他挽救过来的病人诉说死后的经历。死者都有灵魂出窍、见到早期谢世的亲人等共同经历。有的灵魂到了美丽的乐园，有的则被置于阴森之地。这些见证使罗林斯极为震动。他更有意识地收集这方面的资料，最后写了一本书，中译本叫《死-怎么回事》。1991年圣诞节晚上从教堂回家后，我继续读这本书。作者的身分、地位和所提供的第一手资料，使我对此书内容的真实性深信不疑。我从小听到许多关于灵魂不死的故事。对此我一直没有定见。不信吧，亲友们的亲身经历是那么栩栩如生，而且他们没有必要编瞎话；信吧，在理性上又与我的信仰相悖。我只好采取“信则有，不信则无”的含糊态度，竭力回避。面对罗林斯的书，我不能不正视灵性世界的确实存在了。有灵魂上天，就有灵魂下地狱。我后背不禁一阵发冷。
正在这时，一位朋友从外州挂来长途电话，谈到神的事时，她说她信。1991年她父亲病危时，她无法回大陆探望，内心十分痛苦。她不断祷告，求上帝让她见父亲最后一面。后来她梦见父亲来看她了，几天后就传来父亲去世的消息。当她在国际长途电话中向她母亲描述他父亲走时的穿戴仪容时，她母亲非常惊讶。因为她梦中见到的与实际情况完全相同！神确实垂听了她的祷告，满足了她的要求。刹时，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彷佛就站在我面前，我对他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崇敬和畏惧。那天晚上祷告时，我身不由己地第一次双膝下跪……
相信有神后，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就容易理解了。我以前认为科学至上，凡科学方法不能验证的事皆不可靠。现在我已明白，科学不是万能的，科学方法是有限的，科学对非物质的属灵世界则鞭长莫及。
我以前只认为基于客观事实的科学发现是真实可信的，对神的存在等这一类必须靠信心接受的事存疑。我现在才意识到，人的生活、学习、工作没有一样是不靠信心的。我们吃饭，要相信买来的东西无毒；我们乘车，得相信司机及汽车保险、可靠；我们上课听讲，首先要相信老师讲的是真理。不靠信心，我们寸步难行。历史常常捉弄人。我这样一个以科学家自居，蔑视基督教的人，怎么也没有想到，我们现今遵循的科学方法竟是由基督教倡导的！古时希腊人坚持多神主义，认为宇宙是浮动紊乱、不可能加以系统研究的。而基督徒则相信宇宙由独一的真神创造，是有规律和可以认识的。
当我了解到基督教改革运动对西方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和现代科学的巨大的、历史性的影响时，我痛感自己所坚持的科学与基督教绝对对立的观点的片面、无知。神创造了宇宙及一切规律，科学研究则是去认识这些规律。在这一点上，神的创造和科学研究是和谐的。只是，与神的大能相比，人类的认识能力是很低下的，仅可以认识神向我们显明的极少一部分。而且，科学研究只能解释规律，却无法知道为何会有这些规律，这些规律是如何被创造和护持的。因此神的创造是远远超越科学的。然而，当人们在热烈地祝贺、奖赏在认识自然规律中取得成就的科学家时，却常常把创立并守护这些规律的神冷落一旁，甚至他的存在也被武断地否定。这实在有失公正。而那些集有神论者和科学家于一身的人则是最勤奋、最睿智和最有成就的精英。“追随上帝的思想”，也许这正是许多科学巨匠成功的秘诀。
美国国家航空及宇宙航行局（NASA）太空研究院的创始人泽斯杜鲁（Robert Jastrow）写过一段深富哲理、新人耳目的话：“对于一个靠理性的力量而生活的科学家而言，这故事的结局像是恶梦。他一直在攀登无知之山，并且快要到达巅峰。他攀上最后一块石头时，他竟受到一群神学家的欢迎，他们已在那里恭候无数个世纪了。”
《圣经》六十六卷书分别由四十多个作者写成，历时一千五百多年。作者中，上有君王、宰相、先知，下有渔夫、牧羊人、税吏。尽管作者们时空阻隔那么巨大，但整本《圣经》意思连贯、前后呼应、浑然一体。耶稣在世时的品德自承、所显的各种神迹和受难三天后复活的历史事实，清楚表明他是神的儿子。耶稣的复活是基督教信仰的基石。剑桥大学学者魏斯科说：“实际上，把所有的证据集合起来，我们大可以说，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历史事件比基督复活有更充分、又更多样的证据。除非你先存成见，认为这一定是假的，不然，没有任何事物可以使我们认为复活缺乏证据。”耶稣能从死里复活，说明他是神，他也必能实现他的许诺。叫一切信他的人从死里复活，得到永生。
在这个基础上，我接受了基督教信仰。我们的神曾亲自来过人世间，向人们显示了神的公义、圣洁、大爱和大能，亲口向人们讲授了天国的真道。因此，基督教的信仰是建立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的，这一基础是基督教与其它宗教的分水岭。虽然许多道理我还不明白，如三一神的深刻内涵，世界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苦难、不公和恶行等等，但这不妨碍我接受基督教信仰。
信主后，藉著神所赐的生命，我内心世界发生著深刻变化。信主前，从表面上看，我的精神生活是积极向上和充实的；但内心深处空虚只有我自己知晓。几十年前，我第一次参观北京天文馆后，面对浩瀚的宇宙，地球如沧海一粟，人类是那么渺小。一种从未有过的、近于绝望的空虚和失落紧紧地抓住我的心，令我终生难忘。步入中年后，光阴流失之快更令我害怕。虽然口头上说，生死是自然规律，没有什么可怕的；但一想到人死如灯灭，想到我的身体或被火化，或被埋在地下腐烂时，我内心惆怅、空虚不已。我拼命工作，一方面想更多地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另一方面忙碌使我无暇思考死亡。白天忙忙碌碌、充满生机，夜阑人静时，无名的空虚常常袭上心头，辗转难寐。这种空虚是金钱、地位、成就、家庭无法填补的。每当我读到“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多少六朝兴废事，尽入渔樵闲语”的词句，读到《红楼梦》的〈好了歌〉或听到一些惜春、怀旧的歌曲时，我的心弦都会被强烈拨动，以致潸然泪下。
现在，知道人从何而来将向何处去，明白了人生的真谛。自己虽渺小得像一粒砂子，但在上帝的眼中我却是重要的，他用重价救赎了我，亲自拣选我做他的儿女。一旦与创造宇宙万物的神联系在一起，生命就注入了永恒，内心的满足感难以笔墨，空虚、惆怅的情愫一扫而空。有了永生的盼望，我不再惧怕，敢于坦然面对死亡。对基督徒来说，死亡是增加而不是减少，是充满而不是倒空；死亡只是一扇门，将通往更丰盛、更崇高的境界。如果说重生、得救那天是我的第二个生日的话，我的第三个生日就是我心脏停止跳动的时候。在那一天，主将接我回天家，在天父的宝座前，我将前所未有地活跃著。
长期来，我清醒地意识到，在一个人既短暂又漫长的人生旅程中，最关键的往往只有几步。这几步走对了，人生会光彩夺目，一步之差也许铸成千古恨。“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箴三5～6）。这是千百万基督徒的共同体验，我也有切身的感受。有又真又活、全能全善的神同在，我不再为明天忧愁，平安、喜乐之感油然而生。
信主后的另一个变化，是思想逐渐从世俗情欲中解脱出来。我虽信奉“知足者常乐”的人生哲学，对金钱、物质无过多追求，但我却全力追求事业的成就，以期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并得到社会的肯定。我自视是个正直的人，但怨恨、忌妒、自私的心理并未彻底根除。我愿意助人，但只心甘情愿地帮助那些能对我说声“谢谢”的人。如果有人认为我就应该帮助他，或“恩将仇报”，我会很不痛快，并从此离他而去。信主使我有了属灵的亮光，对物质世界的一切更加淡泊、超脱，眼界开阔了，心胸宽广了，世俗烦恼开始减少，平安喜乐与日俱增。
在大陆时，一直被要求改造世界观、人生观，我不甚得要领，收效不大。今天，我的立场才真正改变了，由属地国度子民的立场转变为属天国度子民的立场。立场一变，观点、方法、人生观、世界观皆变。过去，在属世情欲捆绑中苦苦抗争，饱受烦恼挂虑熬煎；今天，回归真神，踏上通达之途，在属灵智慧光照下渐渐长进，满怀希望，等候主的再来。
重生得救后，我对传福音、救灵魂的负担越来越重。全时间事奉的念头时隐时显。我曾先后向几位科技专业人员出身的牧者讨教。他们说，全时间事奉神，不是单靠自己的热心，更要有神的呼召。只有神特别拣选的人，才能全时间事奉他。他们一致劝勉我：首先，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积极参与事奉；同时，安静在主面前，等候他更清楚的带领。我同意他们的意见，也知道我还没有预备好。当时我所向往的是：做一名热心传福音的科学家，而不是一名全时间的传道人。后来我阅读了鲍乐基著的《翻天覆地一使徒——保罗新传》，被保罗多彩多姿、多苦多难的一生，和他“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著基督”的崇高属灵境界，强烈地震撼了。我跪在神面前，热泪纵横，不能自禁。我第一次在神前立下心志，如果神拣选我全时间事奉他，我就放下科研工作，去当传道人。
不久，1993年春天，“主爱中华录音事奉中心”的雷妈妈有事来克里夫兰，顺便来看我们。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她鼓励何明治弟兄和我，去她家传福音。于是，我们教会几位弟兄姊妹，就组织了一个音乐布道团去了。那天，她请了一百多人在她家聚会。辛城教会 (Cincinnati Chinese Church)的吴继扬牧师也去了。那是我第一次站讲台传福音。在那次音乐布道会中，有十分之一的与会者，决志信主。大家欢欣雀跃。第一次外出布道的我，更是被福音的大能所深深激励。这次布道的负责同工何明治弟兄，向我们教会汇报时，高度评价了我的布道。弟兄姊妹纷纷说：“里程有布道的恩赐。他做全时间传道人，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了。”不久，吴继扬牧师推荐我到一九九三年中西部夏令会，主讲〈从怀疑到信仰〉的专题，也很受欢迎。我怀著喜悦的心情，等待著神要我全职事奉他的呼召。
然而，神却突然在1993年夏天，把我带领到威斯康星医学院。开始，克城教会的弟兄姊妹希望我们留下，我们全家也不愿意离开。但祷告的结果，觉得神要我们到威州(State of Wisconsin)去。我去面试时，在一旅馆住下，立即打电话寻找当地的华人教会。当天就找到米城中华基督教会的王常明牧师。他听完我的简短介绍后，高兴地在电话中对我说：“我们为你到这里来已祷告好几年了!”我颇为诧异：“您从来不认识我呀!”王牧师说：“我虽然不认识你，但我们为这里的医学院，能来一个比较年长的大陆基督徒这件事，已向神求了好几年了。现在，神听了我们的祷告，把你差派来了。”我心里一阵发热，知道这是神要我来威斯康星医学院工作的印证。
一切进展十分顺利，短短两个多月，我们就举家由克里夫兰搬到米尔沃基市(Milwaukee)。由于时间紧迫，我们来不及卖掉在克城的房子，只好委托一位房屋经纪人代卖。为随时准备有人去看房子，我们不仅保持房内的水、电、煤气，而且还得雇人定期剪草坪。加上每月的房屋贷款和现住公寓房租，我们的经济负担很重。但因我们知道来米城是神的旨意，全家人心里都很平静，相信神一定会帮助我们。感谢神!他从不失信。我们搬来米城仅半个月，克城的房子就完全按我们要求的价钱和交接时间，顺利成交。我们只在电传的文件上签了几个名字，没回克城，就把房子卖掉了。我们全家衷心感谢神，迅速地去掉了后顾之忧，让我们能很快全身心地投入新的工作和教会的事奉。与神同行的生活又进入了一个新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