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共同的道德法规，人类无法过群体生活。然而，若没有对神的敬畏，人内心深处的欲望和恶念就会洪水般地往外涌，是社会法规“堵”不住的。波斯政治家兼诗人撒迪（Saadi）曾说：“我畏惧神，其次我畏惧那些不怕神的人。”因敬畏神而有的内心制约，辅以社会法律的外在强制，社会的长治久安才有可能。
“科学方法之父”培根说过：“有两本书作我们指导的指南针，以免我们误入歧途。第一本书是启示神旨意的《圣经》，第二本书则是展现神能力的自然界。”笔者曾经写道：神创造了自然规律，实验科学的任务是认识这些自然规律。在这一点上，基督教信仰与科学是和谐的。但是，科学不能创造自然规律，也不能改变自然规律，只能认识已经存在的自然规律；科学属于物质界的范畴。信仰不是认识自然规律，而是认识创造自然规律的那位神；信仰属于灵界的范畴。因此，信仰是超越科学的。人们在科学思辨的基础上，必须经历信心的飞跃，才能从物质世界升华到灵性世界，才能认识神。
《圣经》是西方文学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源泉，是西方文学创作的灵魂。有学者形象地把《圣经》的思想、人物和用语比喻为文学界所通行的“货币”。
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 1564 - 1616 AD）是英语文学世界的佼佼者。在莎翁的五十二个年岁里，他创作了37出戏、6首诗、外加154首十四行诗。学者们观察到，在莎翁的文学里，大约有八千个《圣经》的出处。英文系教授米尔瓦德（Peter Milward）更宣称：“《圣经》里几乎没有一卷书不被莎翁在戏剧里用上一个字，或者一句话的。”
大学的出现也源于基督教会的影响。一般人都接受拉希德（H.Rashdall）对大学的定义：“一个学术的协会，无论是师长或学生都致力于较高的教育或研究。”有学者指出，世界所有的大学都应回溯到主后1200年左右的牛津、巴黎和波隆纳。在牛津和巴黎，基督教神学和亚里斯多德思想是主要科目；在波隆纳，主要科目是教会和民法。其后又出现了英国的剑桥大学。在美国，最初的123所学院或大学几乎都源自基督教，是基督徒为训练教牧而设立的；哈佛、耶鲁、布朗、普林斯顿、纽约大学、西北大学等都是如此。哈佛是在约翰哈佛牧师（Rev. John Harvard）捐赠金钱和书籍后开始的。在哈佛大学入口的石碑上刻着：
“神带领我们安全抵达新英格兰之后，我们建立了家园，提供了谋生所需，设立了方便的地点以敬拜神，也建立了市民政府；接着我们所渴望和关注的事情之一就是推进学习，和使它永存于后代；唯恐当我们现今的传道人归于尘土以后，给众教会留下一个没有文化的事工。”
《圣经》是神的话语，是灵，是生命（约6：63）。《圣经》有改变人的生命的大能。这方面的例证不胜枚举，现仅略述一二。
两千年来，无数不为人知的宣教士奔赴世界各地，把《圣经》介绍给当地的人民，领他们出黑暗入光明。十九世纪，米尔内（A. W. Milne）进入新几内亚的食人族里面。随着食人族一个一个地悔改、归向耶稣基督，他也跑完了自己的人生路程，被葬在当地。昔日的食人族、现今的基督的仆人们，在他的墓碑上刻着：
这里躺着米尔内。
当他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我们没有光；
当他死的时候，我们没有黑暗。
没有任何一本书，可以与《圣经》相比。没有书像《圣经》那样改变了那么多人、那么多文化、和那么多国家。《圣经》与整个世界和每一个人的关系是那样密不可分。如果没有《圣经》，世界会是什么样？这是一个令人惊悚的问题。如果没有《圣经》，民主政体、现代科学、高等教育、慈善事业，等等，都不会出现。更重要的是，如果没有《圣经》，世人就无法得到救恩，就将永远与神隔绝，永远在黑暗里挣扎，永远没有盼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