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我曾短暂回国，此次，相隔七年之后我再次回到国内，所见所闻，觉得又熟悉又陌生。
面对我曾经长期生活过的城市，最初我竟不知身在何处？满眼是林立的楼群，拓宽的街道，连片的拆除后等待建设的废墟，和正在施工的高高塔吊……这个曾经不足百万人口的新兴工业城市，目前正在向五百万人口的大型都市迈进，到处是人，到处是车，热闹而喧嚣。我几乎无法辨认它原先的模样，无法找出我熟悉的痕迹，这是哪儿？我相信如果人告诉我这里是郑州、兰州、南京、武汉，可能我都相信。它们有什么区别呢？
本地人告诉我，这里“三年大变样”的消息，言语间充满兴奋。我明白，中国文化的特点之一就是：华丽的外表能着实唤起内心真正的“幸福感”。对一个重视“面子”的民族而言，内在的满足是可以通过外在的炫耀来实现的。每一座新建的高楼、立交桥都为人的快乐加码——哪怕这些建筑其实并不与个人生活相关；我也因此理解“三年大变样”带给这座城市的快乐，以至于在不久前的全国调查中，这里被评为幸福感最高的城市。
我们的幸福是多么容易获得啊！
世俗性为特点的中国文化，一向将幸福定义为“有”。在这种幸福的境界中，低层次的幸福感是“别人有的，我也有！”高层次的幸福感是“别人没有的，我有！”如此的中国，有了世界最多的高楼，最长的桥梁，最远的高铁，这也是近年来政府一直至力于用各种大型活动来打造盛世气象的原因：奥运、世博会、神九，政府藉此提升民众的自豪感，并因此寻求执政的合法性。
“有”对中国人的精神捆绑是非常深刻的。以结婚为例，从旧的“大三件”缝纫机、自行车、手表，到后来的“大三件”冰箱、电视、洗衣机，再到现在的房子、车子等财物，“有”是必不可少的条件。无论是个人家里“有”，还是自己所在的城里“有”，都是支撑一个人自信的必要条件。若无这些“有”，哪怕学问高深，精神丰富，谁会真的看得起他？北大博士王青松自愿到穷乡僻壤务农二十年，基本成为社会的笑柄，谁仰慕他的追求？“有”的热望，是笑贫不笑娼的根源。
我走在小区停满车辆而变得格外狭窄的小路上，迎面开来一辆小汽车，我自动闪到路旁，为之让路，汽车当面冲我摁下喇叭，让已经有所准备的我一惊。车里的人是习惯性鸣嘀？还是为向路人显示他的“有”？我无所知晓，只是对这种毫无礼貌的行为，深表遗憾。他有车，可能还很有钱，但他还缺少比有车和有钱更重要的东西。
确实，这些年人们的生活普遍改善了，许多人的居室面积已经直奔二、三百平米，客厅十分辽阔，大理石地面光可鉴人，可是，街上汽车互不相让、拥挤无序，购买食品缺乏安全感，陌生人相处没有信任感。我注意到，当我乘公共汽车时，司机都是认真盯着每位划卡、投币的乘客，他那严格的眼光，是人们遵守付费乘车的保障……
我想，在这样的文化气氛中幸福洋溢的人，上述社会问题，并不可能从意识中屏蔽掉，而一定是将这些现象界定为“正常”：开车抢路是正常的，陌生人不可信是正常的，不严加看守乘客会逃票也是正常的……既然这一切都属于“正常”范围，是理所当然的，自然不影响他对幸福的体验了。如此，当他所理解的“有”充满他眼前的时候，他怎么会不喜形于色呢？
幸福的创造是如此简单，这感觉不必通过灵魂，不必攀越道德，只需矗起一座大楼，开出一条大道，就可以带给人暴发户般的喜悦。我们的幸福感总是这样落在实处。
而在西方文化中，幸福的观念是另一路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以“善”作为幸福研究的起点。他说：“人类的一切德性实践，最终将使他趋向他自己的灵魂在沉思中获得完善”。康德进一步认为，道德是人的幸福的价值尺度，善良意志是判断幸福是否值得的条件。受这些理念的影响，现代西方文化普遍将幸福理解为人性的客观实现和完善。——我们的文化很难认识这种陌生的幸福观。
什么时候，我们不以高楼大厦为骄傲，而以人的美德、诚信、尊严、教养为骄傲的时候，才是寻找真正幸福的开始。而这种人性的完善，需从人与上帝的角度出发，人性才会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救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