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隶制度在人类历史上存在已久，古希腊哲学家认为奴隶的存在，是一种自然律。然而在公元前1400年的旧约圣经中，曾记载了摩西颁布的以色列法律，其中明确规定本族人只能作雇工，不可作奴隶。外族人可买为奴仆，但很多时候，这些奴仆甚至成为养子而继承家业。在新约圣经中，虽没有直接主张废除奴隶制度，但的确鼓励基督徒恢复奴隶自由的身份。因此，在罗马帝国时代，基督徒常有释放奴隶的行动，以至于后来奴隶制度逐渐衰微。
到了18世纪，由于帝国主义的兴起，奴隶的捕捉、贩卖和虐待，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有良知的基督徒大声疾呼，主张废除蓄奴及贩卖奴隶的制度。其中最著名的基督教领袖是循理会的创始人大奋兴家约翰卫斯理，他一再呼吁，并撰文指责这种不人道的行为。他的呼吁引起了一位年轻的国会议员威伯福斯（Wilberforce）的共鸣。威伯福斯本人是虔诚的基督徒，又是循理会的会友。他集合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基督徒国会议员，开始为禁止奴隶贩卖的法案而奋斗，时为1787年。
由于既得利益者的阻扰，法案屡次失败。灰心之余，威伯福斯接到了卫斯理牧师临终前最后一封信，鼓励他继续努力。20年之后，英国终于在1807年通过了世界上第一个禁止贩卖奴隶的法案。由于当时英国控制了世界主要的海上运输，这法案对奴隶的贩卖构成致命的打击。到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蓄奴制度连同买卖奴隶的活动才真正停止。威伯福斯和其他基督徒政治家，不仅迫使贩卖奴隶的活动停止，而且还改革狱政、改善劳工工作环境、提供贫民救济。
事实上，直到二十世纪以前，在西方国家，几乎所有的慈善性工作，都由教会承担，而非由政府负责。因此，孤儿院、贫民救济、麻疯病院几乎都是教会主办，大部份的医院、高等学校也是由教会支持。教会不仅经常扮演这种角色，也成为推动社会改革最主要的力量。
基督教在中国近代史上所扮演的角色是一个错综复杂的问题。有人视之为一种文化侵略或帝国主义的工具，也有人视之为中国迈入现代化的主要媒介。坦白说，这两种南辕北辙的看法都有其事实根据，因此至少都表达部份的真相。但是由于这些个案常常牵涉到不同特定的人物或团体、特定的事件及特定的时代背景，要依此给予一个概括性的总评，当然是很困难，而且见仁见智、差异极大。
然而，若单论基督教对近百年来中国社会风气的改善，则绝大多数的论者都有一致的共识。换句话说，基督教对晚清以来社会改革的贡献，是有目共睹且广受好评的。
在禁烟运动方面，除了许多中国有识之士大声疾呼之外，基督教传教士的呼吁、奔走也功不可没。这些传教士如戴德生、杨格非（GriffithJohn）、马雅各布（JamesL.Maxwell）等人，一方面在英国撰文抨击输出鸦片的政策不当，另一方面在中国广设戒烟机构。经过二、三十年的努力，英国政府终于迫于议会及舆论的压力，于1906年同意逐年减产鸦片，至1917年完全停止出口。
在引进现代化医药技术方面，基督教和天主教更是贡献极大。不仅第一所医学院由基督教传教士建立，而且在众多传教士中，有相当高比例是医生及护士。他们为许多偏远的地区，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医疗服务，并改善卫生环境。
在教育方面，基督教的贡献更大。不仅在初级及中等教育方面，教会投入极多的人力、财力；在高等教育方面，影响尤其显著。据统计，在1923年全国大专学生中，有九分之一是就读于十三所基督教大学。而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凡尔赛和约签约仪式的中国代表团中，居然有三分之一是基督徒！虽然后来随着风气的开放及民国的建立，国人自办的教育日渐普及，基督教的学校比重也逐年降低。但是，不可否认，在二十世纪初，基督教在中国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借着教育培养了无数人才，也借着文字和书籍开启了国人的眼界和心胸。
此外，在一些不良习俗的改善方面，基督教也提供极重要的助力。例如缠足、纳妾、蓄婢等习俗，借着各种途径的努力，逐渐消除。
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不仅需要物质科技文明及健全合理的政治结构及制度，更重要的是国民要有敏锐的道德感及公德心，这是作为现代化国家的国民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基督教借着它对人性的透视及对心灵的更新能力，不仅可提供一个更合乎人性的政治架构及制度，还可以透过对人心灵的更新和净化，维系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并激发个人的创造力，以建造一个安和乐利的现代化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