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最初的反应通常是否认这种非难。有些律师会说，我并不是在为罪人辩解，因为在陪审团宣判前我根本无从知晓我的当事人是不是有罪。律师还通常会依据对对抗制司法制度的一套复杂解释作出回应。我们对不受限制的国家权力持不信任态度，这促使我们创造了一套复杂的规则和程序去确保国家“依法行事”。有时候，为保护人类尊严，就必须尊重程序，牺牲真相。这就是为什么必须排除合理怀疑之后才能定罪，为什么通过刑讯逼供得到的供词不得作为证据使用，为什么我们的制度承认被告有免于自证有罪和保持沉默的权利。如果案件事实是唯一重要的，那么，我们给被告一律注射一针“坦白血清”岂不省事？！因此我们才郑重宣称，宁可让一百个罪人逍遥法外，也万不可冤枉一个无辜者。
由于这个原因，为罪人辩护的律师其实也是在保护无辜者。正如法学教授萨蒙斯（Jack Sammons）所说的：无罪辩护的作用是，迫使政府去证明，它拟对被告实施的伤害是正当的。无罪抗辩使政府的指控接受“检验”，并允许被告在决定自己命运的程序中享有发言权。
但是，对基督徒律师而言，上述关于刑事辩护正当性的传统解释是不完全的。
法学教授沙福尔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视角。在沙福尔看来，律师是否能够代表一个有罪之人的问题，应该从耶稣的一生和其教导的视角重新思考：“耶稣与税吏吃午饭，在妓女、小偷、暴乱者和撒玛利亚人中间交朋友——他们可都是‘许多坏人’（马太福音9:10），耶稣的作为就是对我们应否服侍罪人这个问题的最好回答。”
为罪人辩护这个问题，从基督徒视角可以有完全不同的回答。做基督的门徒，不只是学习一些规则和原则，更重要的是跟从耶稣。跟从耶稣的路是艰辛的，是一条我们大多数人都会立即躲避的路。它意味着要以耶稣为榜样，服侍穷人和被社会遗弃的人。它意味着彻底抛弃那种我们比别人“更好”或者比别人“更亲近”上帝的幻想。它意味着谦卑克己，而不是骄傲自满和唯我独尊。
如果我们蒙召去服侍卑微者和被社会遗弃的人，那么，谁会比刑案中的被告更需要我们帮助呢？沙福尔说，律师“代表”罪人时不像牧师对待罪人那样，律师为被告提供辩护时也不像被告的陪伴者那样。“如果耶稣受难地的三个十字架有某种含义的话，它们是要表明，没有谁可恶或者罪恶到无权在受难时获得陪伴，也没有谁——甚至上帝的儿子——是那么完美以至于不能被挑出来作他人的陪伴者。”
每个人，甚至刑事犯罪人——尤其是他们！——都需要一个陪伴者、朋友或者其他能够与他同在并支持他的人。我的圣约义务要求我对当事人要诚实、不厌弃，要支持他并把他的利益置于我的个人利益之上。毕竟，耶稣为罪人而死——而我只是蒙召去服侍罪人。
沙福尔探讨为罪人辩护这一问题的思路迥异于大多数的世俗观点。在他看来，有意义的问题不是：律师怎能为罪人辩护？对耶稣的跟从者而言，真正的问题是：我们为什么不更经常、更情愿地服侍那些有罪之人？我们为什么不将那看做我们基督徒律师之圣职的不可或缺的部分？
为他人请命，毫不迟疑，只要那人确有所需——这就是基督徒、任何一名基督徒所受的呼召，对基督徒律师而言，他们更有特殊的职责和机会在每日的工作中践行这一呼召。
辩护律师不只是在法庭上为被告人辩护，还要在法律系统制造的各种官僚主义困境中为被告人说话，因为在那里没有人真正把被告人放在心上。辩护律师的职责是迫使这个系统认识到，被告人并非只是一个与社会格格不入的异物、一个数字或者一个犯罪分子，他也是有盼望、梦想和惧怕的人类。一个像我们一样的人，他需要有人为他代言，需要获得救赎。
从这个视角来看，辩护律师就不只是一个职业枪手了。他们其实是那些举目无友之人的朋友，是那些孤单和恐惧之人的陪伴者。律师因此拥有的机会是，他可以将耶稣之爱传递给被告人，使他们获得宽恕和医治。藉此，他也履行了对基督的职分，因为我们正是通过彼此服侍而侍奉上帝。
对于基督徒律师而言，重要的问题不是，“你怎能让一个罪人逃脱法网？”真正的问题是，“你会与这个有缺陷和有罪过的人并肩而立，为他说话吗？”
（节选自约瑟夫·阿莱格雷迪著《律师的天职：信仰与法律工作》，王军译，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年版，第96-10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