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加关注，就知道徐纯合事件的始末。徐纯合，1970年4月6日出生于黑龙江绥化，2015年5月2日，徐纯合带领家人外出，在绥化市庆安火车站涉嫌“袭警”，被民警李乐斌当场击毙，终年45周岁。而作为李乐斌，庆安县相关领导对其“为保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负伤情况下坚持与歹徒搏斗的行为给予了肯定”（见5月6日《南方都市报》）。诚然，也有部分评论，质疑李乐斌“过度执法”。要知道，徐纯合是因为被非法截访，无法上车，恼羞成怒之下，才成为了官员口中寻衅滋事的“歹徒”，而一旦成为“歹徒”，似乎被当场击毙也就理所应当。这样的逻辑，让人不寒而栗，也让公众追问徐纯合被击毙真相的心情更加急迫。（见5月7日网易新闻《要不要击毙徐纯合真相说了算》）
事件发生后的5月14日，哈尔滨铁路公安局调取了现场视频资料，并在央视播放。在摄像头的监控视频中，人们看到了有可能被精心剪辑后的版本。在这个视频中，我看到了一种深深的悲凉和不公，也看到整个社会及人心中，始终挥之不去的戾气、仇恨和凶杀。作为公共场所的视频监控，应真实、客观、如实地记录现场，而该视频版本，并没有完整地呈现徐纯合为什么阻挠其他旅客进站的细节。如果稍加分析，就可发现视频被剪辑过。整个视频内容，显示了一个来自社会最底层的“弱势群体”，因自己失当或不为外人所理解的举动，与民警发生冲突，最终导致流血事件。
在当前公开的视频中，仍然有令人悲伤的地方，比如徐纯合的母亲，那位80多岁高龄、曾带着徐纯合之子乞讨的老人，当李乐斌开枪击杀徐纯合之后，视频中刻意或无意地呈现了老人夺过徐纯合手中的警棍，将其子徐纯合再度击打的细节。难道是在说明徐纯合“天理难容”，以至于他的母亲也“大义灭亲”？事件发生过程中，那些周围的旅客，正如同鲁迅笔下的“看客”，他们目睹了悲剧的全过程，却没有一人敢走上前去，能理智、智慧地处理民警与徐纯合之间的冲突。
面对徐纯合事件，网络上已经有太多或质疑、或悲悯、或叫好的声音。质疑者，认为此前一直生活困难的徐纯合家人，在徐纯合死后，“戏剧性”地获得救助款名义的补偿，有可能是当地部门“拿钱封口”，以求息事宁人；悲悯者，是从生命伦理的角度，哀悼一个弱势群体的死；叫好者，则只有配合相关舆论，片面地认为徐纯合是歹徒，死有余辜……
徐纯合之死，只是偌大的中国社会，每天发生的非正常死亡事件的一个个案。或许，徐纯合事件的真相及具体细节，此时已经不重要了，他已经离开了这个残酷的、崇尚弱肉强食的世界。
重要的是，这些个案，突出地反映了我们所处的社会文化中，始终缺乏的诸如平等、尊严、怜悯、和解、博爱等普世价值。
倘若我们的良知足够细腻，可以看到，在中国的城乡社会，随处可见如徐纯合一般的“底层民众”，他们不得不卖力讨好，或终日胆战心惊，以至于歌手许嵩，以一首叙事音乐《违章动物》，为他们呐喊。倘若我们对待生活的态度不是那么随意，也可以觉悟到，其实当我们对一个底层民众的死无动于衷的时候，恰恰是我们的心灵遭受煎熬的时刻，因为我们已经丧失了对真理和真相的追求，我们生活的格局变得极其逼仄。
一个徐纯合死了，但寒冬一般的社会，仍有千千万万个“徐纯合”，他们的命运堪忧。他们活在社会被遗忘的角落，为了生活，不得不豁出最后的尊严。扪心自问：我们是否可以对身边随处可见的底层民众或弱势群体，如特蕾莎修女一般伸出手去？我们是否能敢于捍卫生命的尊严，而不计其社会地位？与其梦想着“发展”，不如在发展的道路上，可以适当地停靠自己的灵魂，回首下我们来时的路，反思我们在来来往往的路上，究竟丢失了些什么……
徐纯合事件中，有令人安慰的地方。他自称自己是一个“不配的基督徒”，据报道，生前的徐纯合，曾参加基督教活动。可以联想，境遇落魄，被亲友疏离的他，必定在教会活动中，获得过一丝慰藉。信仰对于一个处于社会底层、遭受不公和冷漠的人来说，如同生命的救命稻草，不仅给予他活下去的信心，也赋予其生命的价值和尊严。
我们不知道徐纯合生前具体的信仰状况，但无论如何，一个人意识到自己的“不配”或“不称职”，就已经说明Ta的灵魂正走在苏醒的路上，当他如此认识的时候，实际上就已经公开宣示了自己的信仰，这份信仰对Ta的接纳和定义，远远超越这个世界所给予的。
这个信仰中，首先还原并赋予了每一个生命的尊严：Ta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任何人，都不具备将其杀害的权利；其次，这个信仰也将徐纯合、李乐斌、你和我，放置在同等的天平上，正如《独立宣言》所记述的，人人受造而平等，在这个平等的基础上，面对冲突，唯一能做的，是有效地沟通和对话，而不是诉诸武力；最后，这个信仰也将每一个人，带到那终极公义和慈爱的审判者的面前，到那日，一切真相都将接受终极的检验和判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