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要更明确地考察圣经在谈到正义时是怎样定义的。总体来说，“行义”的意思，就是你的生活方式会促进一个强大社区的诞生，人们可以在那里繁荣发展。但，具体来说，“行义”的意思，是去到那些失去平安的地方，去修复平安。在那里，社会的一些弱势群体正从社会编织体中坠落。当我们集中精力满足穷人的需要时，平安就会来到。
我们怎样才能做到呢？唯一重新编织和坚固这块织物的方法，就是将你自己编织进去。人类就像那些丝线。如果我们把金钱、时间和能力都留做己用，而不是用在我们邻舍的生命中，那么我们就算的确彼此有接触，也不算是编织在一起的——在社会关系、人际关系、财力和情感上都是脱离的。重新编织平安的意思是牺牲自己，献出你的时间、物品、力量和资源，将之注入别人的生命和需要中。
耶鲁大学教授格罗斯（Nora Ellen Groce）的《这里每一个人都讲手语》一书提到了整个社区都在行义和寻求平安的最佳真实生活个案。20世纪80年代，格罗斯正在马萨葡萄园岛做遗传性耳聋的研究。在17世纪，此地最早的欧洲移民都来自英国肯特郡的一个被称为“原野”（the Weald）的地方，那里遗传性耳聋的发病率非常高。因为马萨葡萄园岛的地理位置封闭，再加上本地人之间常年彼此通婚的原因，岛上的耳聋人口比例一直在增加。到了19世纪，奇尔马克镇的每二十五个人中就有一个耳聋。（今天，因为人口流动和与岛外人通婚，遗传性耳聋已经消失了。最后一个耳聋者在1952年就过世了。）
在大多数社会中，身体有残疾的人都被迫要适应非残障人士的生活方式，但这不是马萨葡萄园岛上发生的事。一天，格罗斯正在访问岛上一个年迈的居民，她问他有听力的人怎么看待那些耳聋的人。他回答说：“我们没有怎么特殊看待他们，他们就和其他每一个人一样。”格罗斯又问说，那么这里的每个人在与耳聋者交流的时候，一定需要把话写下来吧。这个人吃惊地回答说：“不用啊，你知道吗，这里的每个人都会手语。”格罗斯问他是否说的是耳聋者的家人。他回答说：“不。每个镇上的人，我会说，我妈妈会，每个人都会。”另外一个受访者说：“那些人不是残疾，他们只是听不见。”另外一个人说，“他们‘耳聋者’和其他任何人一样。我不用过分温和，因为他们对此会很敏感。我只需要像对待其他人一样待他们就好。”
的确，这里发生的是，一整个社区为了少数人的益处，宁愿让自己也处于劣势。他们没有让耳聋的少数人去学唇语，而是所有听得见的人学手语。所有听得见的人都成了讲双语的人，所以耳聋的人也可以完全参与到社会中。这一“行义”的做法（让自己处于劣势）带来的是大多数人“经历到平安”，他们把一些在其他地方可能会被排除在外的人都纳入社区生活中。“当奇尔马克镇有社交活动或其他场合时，每个人都会来，而且他们[耳聋的]特别喜欢，就像其他人一样。他们很开心，我们都是。……他们是这里的一部分，他们被接纳。他们中有渔夫、农夫和其他职业者。……在某些场合，如果耳聋的人比听得见的人多，每个人就都用手语——为要礼貌待人。”就这样，“耳聋”作为一项“残疾”已经基本消失了。
格罗斯的研究中最有趣的一方面可能是揭示出有听力的人改善了他们的交流能力。他们发现手语除了用在和耳聋者交流上，还有很多其他用处。孩子们会在教会讲道时或者在学校老师背后用手语交流。邻居们在田中距离很远时可以用手语传递信息，或用望远镜边看边用手语交流。一位女士记得她父亲过去能站在疾风凛冽的峭壁上，向下面的渔夫们打手语传递信息。另外一个人记得，一些不能说话的病人用手语传递他们的需要。
换言之，这些听得见的葡萄园居民所愿意承担的“劣势”（即愿意费力学习另外一种语言），结果成了有利于他们的一件好事。他们的新能力让生活更便利、更有成效。他们改变了他们的文化，为的是包容一部分处于弱势的少数族群，但这个过程使他们自己和他们的社会更丰富了。
马萨葡萄园是一个独特的例子。但是，在每一个时代和文化中，同一原则还是成立的。强者必须愿意为弱者的缘故去承受劣势，多数人应该为少数人这样做，否则社区就会衰败，社会关系的编织物就会破裂。
今天，你愿意怎样对待你们中的弱者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