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要获得幸福，需要在独处和与他者建立关系之间做到平衡。这个他者有时候是“它”，有时候是“他”，但这两者都不够，因为获得真正幸福的关键是要和上帝建立起关系。
幸福依赖于在一种创意的独处和友谊的付出与得着之间达到平衡。富有创意的人无法单单从自己的成就中找到完全的幸福。如果我们童年时的孤独没有透过人际关系得到医治，就会继续失衡，太过内向。无论我们多聪明、多成功，如果不能与周围的人产生真正的联系与友谊，最后仍然会有失落感，导致不快乐、不幸福。
这也正是圣经《传道书》作者的主题思想。这卷书写成的年代，差不多与论到幸福的希腊哲学家同时。作者观察了人类活动的整个范围，包括创新、经营、爱情和虔诚的感受。他认为，凡事都有定期，每个人也各有自己的位置，而且又加入了这段话：“我见上帝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经练。上帝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上帝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上帝的恩赐。”然后下结论说，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与上帝的关系。因此他再次补充说：“我知道上帝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人的愚昧，常常使自己被各种人事物迷惑，甚至去拜他/它们，而不知应当敬拜那位真正的造物主。
孤独和害羞的人也很容易沉迷于音乐世界，甚至无法自拔，如亚荣生（AlexAronson）这位作家所说：“在所有的艺术创作中，音乐能将一个人从他所处的当代社会中抽离出来，让他察觉到自己与别人的分别，又为他的生命提供个人的意义。这与他的社会地位或个人的忠诚度毫无关系，却是个万无一失的求‘生’之道。”
音乐虽然伟大，但也不过如马丁·布伯（Martin Buber）所说的：它是一种最低阶的关系，即“我与它”的关系。我们与大自然的关系也是如此。我有一位从巴布亚新几内亚来的朋友，他记得小时候与爸爸一起出海打鱼的情景。每一次在眼前澎湃的海浪都能令他心中升起一股神秘的冲动：想与浩瀚海洋打成一片，想与海平线上日出日落的壮丽融为一体。虽然这样的感受很强烈，然而，单单与大自然认同是不够的。英国诗人华兹华斯有一次与妹妹多萝西站在瓦伊河畔时，忽然间有所领悟——
你该不会忘记，在这愉悦溪畔，我俩驻足。长久以来，我崇拜大自然，乐此不疲；唯愿我以更温暖的爱、更深的热情，切慕那神圣之爱。
对华兹华斯和其他许多过惯孤独生活、畏惧拓展人际关系的人来说，泛神论要比基督信仰更具吸引力，也更“自然”，不像基督教那样一定要人显露自我、坦然接受爱。或许是他妹妹的爱，才使他从对事物的“我与它”的关系中觉醒过来，开始领悟到上帝无限的位格和他的大爱，以至有了“我与你”的最高阶关系，从而引发他“以更深的热情切慕那神圣之爱”。
华兹华斯从爱大自然进展到爱朋友，再进展到爱上帝的这段过程，是艰辛的。他在诗集献词结尾写下：“你是我最亲爱、最亲爱的朋友”。这指的仍是他的妹妹而不是上帝。从人类的手足之爱进展到爱上帝，从爱邻舍进展到爱上帝，他还需要走很长的一段路程。他诚实地作了这样的告白：
我一生都活在快乐的思绪中，生命有如夏日，色彩斑斓。日用所需似乎唾手可得，即使信仰不冷不热，美善之物依旧丰富。然而，他若对一切视若无睹，又怎能期望别人回应他的呼召，爱他、替他建造并耕耘？
这个时候，华兹华斯还没有真正明白上帝的爱，所以认为上帝不关心人类的存在和个人的需要。因此，他的例子让我们看见，我们需要寻求那种超越爱大自然、甚至超越爱别人的爱；我们需要的是上帝的爱。
情感是生命中的统合要素，只有在情感生活中，人格的合一性（包括个人与社会两方面）才能得到实现。不过，信仰又将我们往前带了一步，因为信仰为人开发出“我与上帝”的独特关系，这当然超乎人类的认知及经验，也改变了友谊的性质。友谊既是生命里活生生的经验，也是信仰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最幸福的生命并不是致力追求“成功”的生命，那只会分裂我们的人性；一味地追求“成就”的社会，只会加深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感。我们需要寻求的不是成就，而是身体、理智、灵魂的整全。
侯士庭著《幸福真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