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1832年5月21日－1905年6月3日），英国基督教新教来华传教士，中国内地会（今海外基督使团）创办人。戴德生在华51年。他创立的差会（传道会）差派了超过800名传教士及建立了125间学校，并在中国带领一万八千人归信基督教，在十八省成立了三百多所由五百多位本地助理参与的传教站。
戴德生以他对中国文化的敏锐，对传教的热忱而闻名。他也在只有很少的传教士穿唐装的时代已穿起中国服装。在他领导下，内地会成为一个突出的非宗派差会，从所有基督教团体和劳工阶层、单身女性、不同国籍的个人吸纳成员。由于内地会的反鸦片贸易运动，戴德生被西方视为19世纪以来最瞩目的来华欧洲人。历史学者禢嘉路得（Ruth Tucker）总结其一生：
“自使徒保罗以后，能够心怀‘广大异象，而按部就班’，将福音昔传如此广袤疆域的人，十九世纪来，首推戴德生为第一人。”
戴德生出生于英国约克郡班斯莱镇(Barnsley)，父亲戴雅各 (James Taylor)是药剂师，一个卫理宗的平信徒宣教师，母亲是贺美亚（Amelia Hudson）。戴德生年少时离弃了父母的基督教信仰，1849年他17岁时读到一本传教小册后，决心归信基督信仰，同年12月决定献身为传教士去中国传教。此时他与爱德华·克伦宁医生（Edward Cronin，首批往巴格达传教的普利茅斯弟兄会传教士之一）接触。一般相信戴氏的“信心传教原则”（简称“信心原则”）是他跟弟兄会接触时学会的。戴氏又商借并勤快地研读了麦都思的《中国：她的现状与展望》，并同时开始学习中文、希腊文、希伯来文和拉丁文。
1851年，他搬到赫尔一个贫民区居住，担任威廉·赫迪医生（William Hardey）的医疗助理。这也是他对以后的信心生活、事奉生涯的准备与操练：献身贫穷，相信上帝会供应一切所需。他从中熟习了在贫穷人中派发福音小册和露天讲道。他也再次与弟兄会接触，这次是在赫尔有著名的弟兄会教师安得烈·犹克（Andrew Jukes）。
1852年，戴德生开始在伦敦白教堂的皇家伦敦医院学医，以备到中国工作。当时英国兴起一股中国热。此热潮一源于英国人误以为太平天国是一场将中国基督教化的大型运动，二基于传教士郭实腊所夸大的中国开放论。戴德生也因此投身于郭氏所创立的中国传教会，成为该会首名传教士。
1853年9月19日，21岁的戴德生受中国传教会派遣，搭船前往中国。1854年3月1日，在上海登陆，先在上海附近宣教，此时正是太平天国和清军在上海的作战，枪弹在他的头顶上呼啸飞过，他虽然有受苦的准备，却不曾想到要经历战争的危险，他夹在中间，亲眼见到人罪心的愚昧，和战争的残酷。
戴德生学中国话，但很快发现自己所用的传教方式很有限，很多人不专心听他讲道，对他发的福音书籍和小册子也没有兴趣。他在街上穿着西装讲道的时候，人家就一直注意看他的服装。戴德生决定改穿中国衣服，并蓄起辫子，吃中国饭，表明尊重中国文化，与当地人认同，以减少种族的分别，消除冲突。当他把这新观念付诸实践的时候，在外国人的圈子里，引起了相当的冲激。
1855年，戴德生在上海遇到了苏格兰人宾惠霖。宾惠霖是是英国有名的布道家，是英国长老会第一位来华的宣教士，他比戴德生大13岁，当时已经到中国七八年，是识途老马。戴德生把宾惠霖当作属灵的父亲，二人十分投契。有一次，听到一位基督徒船长鲍尔斯谈到广东汕头对福音的需要，二人同有感动，鲍尔斯给了他们免费船位。二人到达汕头后，合租了一间简陋的小屋，一同出外传福音。后来，那里的地方官患病，久治不愈；听到戴德生能用西药医病，请他来试，果然不久痊愈了。为了感恩，给他们帮助，工作和居住环境大有改善。二人认为由宾惠霖传道，戴德生医病，是传播福音的好方法。于是，由戴德生回上海取回寄存的医药及器材。可是，戴德生回上海后发现他存的器材大部分被火焚烧；剩下的被一名中国佣人偷走。不久，收到宾为霖的来信，两名中国基督徒同工，因传福音被进监狱；宾为霖则被广州英国领事看管，警告不得任意传福音。
1857年3月，戴德生接受乔治·慕勒的赞助和建议，前往浙江宁波，担任帕克医生（Dr William Parker）的助手，并建立“宁波差会”。
在宁波，有个英国的艾德锡（MaryAnn Aldersey）女士，开设第一所在中国的抗议宗女子学校；有孤女碧劳拉和马利亚黛尔姊妹二人（Burella & Maria Dyer）帮助她。1858年1月20日，戴德生在宁波与21岁的Maria Jane Dyer结婚。
1858年8月，帕克医生的妻子突然患霍乱去世。伤心的帕克决定带孩子们回英国，交给他们的祖父母抚养。于是，戴德生接手医院和药房的工作。
1860年7月18日，他从上海启程回英国，一方面是休息，因为他身体累垮了，另外，他希望充实医学的训练，学到像是有毕业证书的水准的程度。这段时间可以说是戴德生的旷野时期，他经常祷告，到处传递对中国宣教的负担，并深刻的思考在中国宣教的策略和方向。
1865年6月25日，戴德生在伦敦以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的名义将十英磅的小额款项存入银行，标志着中国内地会的成立。1865年10月，戴德生出版了一本小册子：《中国属灵需要的呼声》，指出中国每天有三万三千人死亡，每年有一百万人死亡，他们灭亡没有基督救恩。中国虽然签订了北京条约，传教士可以自由到内地传教，但大部分的西方宣教士仍然集中在中国沿海地区，中国内地11个省份未有宣教士踏足，所以，中国内地会原则是呼召愿意到中国内地的宣教士，他们最初的目标是希望中国每一个省份都至少有一对宣教士驻点。
1866年，戴德生选取了18名应征的宣教士，5月26日，戴德生夫妇带着四个孩子，率同这18名宣教士，乘兰茂尔(Lammermuir)号帆船离开英国。1866年10月，第一批内地会传教士到达中国，他们选定的第一个传教站是浙江省会杭州，以此为基地，迅速扩展到浙江许多城市，特别是南部的温州。内地会在中国建立的第一所教堂——崇一堂位于杭州清泰街新巷，近年易地复建，是目前中国规模最大的礼拜堂。
内地会后来成为西方的所谓“信心差会”跟世界内地宣教的榜样，西方宣教史以他作为分界线，可以看到戴德生在宣教运动上的重要性跟地位。内地会的“信心原则”就是凭著信心按照神的呼召去做要做的工作。经费上有困难的时候，他们不公开向人募款，而让神感动人来帮助他们的需要。
1868年8月，戴德生抵达长江和京杭大运河交汇处的战略城市江苏扬州，计划以此为基地，将福音扩展到华中和华北。8月22日，扬州皮市街的内地会传教站受到上万名暴徒的攻击、抢劫、放火，戴德生怀孕的妻子玛莉亚也在跳楼逃生时负伤。这就是著名的扬州教案。
1870年，爱妻玛莉亚病逝。1871年，他与1866年同船到达中国的女宣教士珍妮富丁（Jennie Faulding）结婚。
1887年，又有102名宣教士加入内地会宣教阵营。19世纪末，内地会已经发展成在中国规模最大的一个传教差会。戴德生去世前，内地会的宣教士已增至828名，分别来自英国、美国和北欧国家，散布在中国十八个省份，北至蒙古，西北到新疆，西南至云南。信而受浸者达2500人。
1905年6月3日，戴德生在湖南长沙去世，埋葬在江苏镇江长江边，与原配妻子玛莉亚和4个孩子合葬。碑文上写着：A MAN IN CHRIST（他一生常在基督里）。墓地已经被毁，但墓碑仍保存在由昔日镇江英国领事馆遗址改建的镇江博物馆内。何斯德(Dixon Host)接续了中国内地会总监。
到现在为止戴家有五代在中国宣教工作。可以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事奉耶和华”这一句话在他们这一家族里面是落实了。其中第四代的戴绍曾（Jim Taylor）牧师曾任海外基督使团总裁、圣光圣经书院院长、中华福音神学院院长，又在1994 年协助创办国际专业服务机构（MSI），并承担为第一任MSI 总裁，于2009年3月20日离世归主，享年79岁；第五代的孙子戴继宗牧师现在香港事奉，于1993年与台湾基督徒声乐家柯悦敏小姐结婚，柯小姐成为戴家第一位华人成员。而戴德生成立的内地会，于1964年改称“海外基督使团”，总部设于新加坡，继承戴德生的宣教心志，向东南亚的民族传教。
戴德生的“信心原则”对后世福音派教会带来广泛的影响。著名的例子包括奥运金牌得主传教士李爱锐（Eric Liddell），布道家葛培理等。中国内地会亦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基督教（新教）的差会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