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宗教信仰对人生有消极与积极两方面的价值。探索宗教信仰的消极方面诱因，就是要“未雨绸缪”，是为了人生中不可避免的风暴作准备，使我们有正面、积极的心态去面对。
所有从事宗教研究的人都注意到，一般人皈依宗教的转折点，往往是在他们的人生遭遇突发性事故。因为人生中有太多无可捉摸、无法掌握的事，佛教称之为“无常”。圣经《传道书》则以“生有时，死有时……哭有时，笑有时。哀痛有时，跳舞有时。”表达人生的变幻莫测。
为什么挫折、患难容易让人开始对人生展开反省？其实道理很简单，我们姑且以科学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模式转移”为例来说明。牛顿的古典物理学理论用了两、三百年都被视为准确无误，直到二十世纪初才开始被人质疑，最后是靠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来克服的。其实在低速运动的条件下，简化后的爱因斯坦相对论公式，与牛顿的古典物理学公式完全一样。但是在高速运动的条件下，两者的差异就显明出来。换句话说，爱因斯坦相对论的优异性和广泛通用性，只有在更严酷的条件下才会突显。
不同的人生观或宗教观也是如此。在太平盛世或小风小浪的人生旅途中，儒家或禅宗的“活在当下”人生观可能还是蛮管用的。然而到了人生暴风雨来临时，原有的规则全都乱了套，有人才开始改弦易辙。从这个角度来说，皈依宗教其实也是一种人生观的“模式转移”。
如众所周知，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在挫折或逆境中开始宗教探索，其中有些人转向道家或佛教。然而在这个超时空、超生死的逍遥之境中，人对一切都无动于心。这什么都好，唯一缺乏的只是真情、纯情的温暖，和对苦难世界的关怀与献身。
相反，基督教是一种“神本主义”式的信仰，提供一个整全的人生观。这种基督教人生观的价值和适用性，往往是在严酷的人生考验中才会显示出来。具备这种人生观的人，才能真正达到“处变不惊”。因为基督徒认为，凡事没有出于偶然的，都有神的旨意和计划。神既然允许环境的巨变，祂也必然安排了出路。重要的是如何寻求、明白神的旨意，然后按着神的旨意而行。
所罗门王
此外，探索宗教信仰的积极方面诱因，就是要在人生中，寻求一个生命奉献的祭坛，一个值得“为之生、为之死”的信念，也就是中国古圣先贤称之为“安身立命”的所在。
前不久，我去纽约州的罗彻斯特城讲道，顺道参观了柯达公司创办人伊斯曼的华厦。可以看得出来，伊斯曼先生是一个很会享受人生的人，他的房子雕梁画栋、匠心独具，不惜血本。他聪明绝顶，发明了许多东西。他酷爱音乐，后来还捐钱建了一所伊斯曼音乐学院。他没有结婚，所以也没有子孙。到了77岁时，他以手枪自杀结束了他的生命。死的前一天，他还改了遗嘱，将全部家产捐赠给罗彻斯特大学。在纪念馆中，展示了他自杀前留下的字条，上面写着：“我已经得到了所有我想要的，为什么还要等呢？”
伊斯曼的一生，使我想起圣经中的《传道书》。《传道书》的作者聪明绝顶，名利双收，又是一国之君。他懂得享乐，又善于营造花园。然而整卷书却充满了对“虚空”的感叹，认为“日光之下”的万事万物，都是虚空、都是捕风，毫无意义。英国作家王尔德有一段颇有哲理的名言，他说：“人生有两种悲剧，第一种悲剧是你想要的东西却得不着，因此你感到失望；但是另一种更大的悲剧是，你想要的东西你终于得到了，却感到绝望。”
其实《传道书》作者已提醒我们，神在每个人的心中，都留下了“永恒”的意识。因此《传道书》的作者要我们将眼光从那“日光之下”的世界，转向“日光之上”的造物主身上，寻求人生价值和意义。
基督教信仰因为能提供人生的意义，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十九世纪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在他的名著《基督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兴起》中，强有力地指出，宗教改革家加尔文的“天职”观念，扭转了封建时期人们对职业那种无可奈何的消极态度。他们不再将自己的职业视为只是世袭的、身不由己的工作，而看为是来自神的“呼召”。在这种神圣使命感的召唤下，人们工作的热情被激发出来，个人职业与社会责任的关系被连接起来，因此带来社会进步的动力。所以在短短的三、四百年内，以英国为主的基督新教国家，成为科学、工业革命、民主政治、社会改革以及经济发展的“火车头”。
基督信仰可说是基督徒人生中的“灯塔”和“钟楼”，指引人生方向、唤醒沉睡心灵、激发人的潜力、调整人生的坐标，使人过一个荣神益人的生活。
原文标题：《当下与永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