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为何会产生世俗主义？在梳理这个问题之先，我们必须了解信仰的哲学前提。
泰勒指出，中世纪的西方人所以会沈浸在宗教信仰里，可归结于三个因素。第一，自然世界看起来像具符号作用，指向在它之外、超越“自然”之物。第二，人类社会的模式是依据更高的实体而来；换言之，地上国度的根据是天上的国度。第三，人是活在受魔咒的环境里，这世界有外来的力量在控制，是敞开且脆弱的，并非封闭与自足的。
十八世纪以后，欧洲由启蒙运动带动，在科学上突飞猛进，不少自然现象可以用科学作出解释，以致社会产生一种“解除魔咒”的思潮。欧洲人愈来愈不依靠信仰去解释自己存在的意义，他们所关注的只是今世的活动，不理睬天上的国度。自然神论因此蕴育而生，这种思想承认有位造物主，可是认为这位神不再理会所造的世界，因此人与神没有什么关系。
随着科技文明的进展，人们愈发以今世的成就为进步的象征。西方人不再追求“神圣”，却向往“世俗”。今天，世俗主义已经俨然成为一种宗教。它本身有对“至善”的看法、有类似宗教的体系与伦理尺度。世俗主义者拥抱“排他的人文主义”，否定超验的价值，提倡自然主义，只寻求活在今生的意义。
早在十九世纪，英国作家霍姚克（George J. Holyoake）就提出“世俗主义”（secularism）一词。当时他的意思是指：欧洲社会正在酝酿一种社会秩序，这种新作风并不尖锐地批判信仰，却意图把宗教排除在外。他自己本身是不可知论者。
在政治方面，世俗主义被特别诠释为：政府机构与代表国家的公职人员要与宗教团体和宗教领袖区隔出来。因为经过中世纪神权干政的纷纷扰扰，西方人对于宗教战争极为厌倦。在世俗化的影响下，过去一百多年来，西方社会的公共领域尽量与宗教划清界线。
工业革命带来普世物质条件的提升，无形中促进了物质主义的膨胀。人对今世物质的依赖有增无减。结果，“此岸”或现世影响不停扩大，人心对“彼岸”的渴望不断削弱。在 2011 年出版的《未来的基督教》（The Future of Christianity）一书中，伦敦经济学院退休教授马丁（David Martin）强调，世俗主义是基督教必须处理的最重大课题。
当世俗化在西方社会的影响逐渐扩大时，基督教难免受到渗透，于是出现“世俗基督教”的说法。教会愈来愈看重今世的祝福，过于追求永恒的福祉；成功神学等思潮也应运而生。
世俗化像一股汹涌澎湃的浪潮，正不止息地冲击着传统信奉基督教的西方社会。
《鸟人》主角汤普森悲剧的一生，清楚反映出世俗人的挣扎与问题。如果生命只有今世临在性（immanent）的向度，而无永世超越（transcendent）的可能性，人只能在面对难题与绝境中坐以待毙。
世俗主义既然不以神为生命终极意义的依据，便自然会走向相对主义。然而，价值观和道德上的相对主义，总是使人类社会趋于混乱与脱序。
在阐述临在性的问题时，哲学大师泰勒提出“临在性的弊病”之看法。史密斯教授将这点加以发挥，让我们透视世俗主义进退两难的窘境。倘若否定超验的向度，人便只能在宇宙本身找答案。如果没有造物主，宇宙只是自然产生的话，那么人的存在最多只是出于概率──而概率本身无法衍生出意义与目的。我们往往会发现，世俗主义即使能提供某种人生的意义，在遇到重大横逆时，这类“意义”却无法提供人活下去的勇气。
虽然世俗主义并不一定把神完全抛弃掉，但可以说，这种思潮仅是维持最低程度的自然神论（the Deist minimum ），神已经与人的生活彻底无关。
倘若世俗主义是现代化进程必然的趋势，是今天对人深具吸引力的世界观，那么，它是否能保证自身长期盛而不衰？其实未必。
照理来说，世俗主义所渗透的文化应该是蕴育无神思想的沃土，但全世界真正的无神论者恐怕不超过8% ，而有信仰者却高达84% 。无论我们到哪里去，总会发现：人需要神，人需要向超验敞开。
倡导“神死哲学”的大师尼采，老年时感到孤寂，甚至无法忍受。他把自己和相信神的诗人、哲人相比，叹息道：“我将但丁和史宾诺沙的画像拿出来，放在眼前，他们俩人总有神相陪。我现在一心只希望另有出路，希望有人可以让我怀疑我的理论。”泰勒在《世俗时代》一书的最后一章谈到“皈依”（conversion）的概念，即世俗人在生命的探索中可能会试图穿越“临在性的框架”，前往超验的领域中寻找答案。可惜尼采错过了机会！
原文标题：《从奥斯卡看世俗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