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9日毕节4孩童自杀，举国震惊。其实，这样的悲剧在毕节并非第一次。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有留守儿童6100万，身体和心理状态都令人担忧，有关调查数据显示：1000万孩子一年到头见不到爸妈！260万孩子一年都接不到父母的一个电话！西北是留守儿童的高危区！
2015年6月9日晚，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田坎乡的4名留守儿童在家中喝农药自尽死亡。这四名儿童是一兄三妹，最大的哥哥13岁，最小的妹妹才5岁。
消息传开，举国震惊。其实，这样的悲剧在毕节并非第一次。2012年11月，毕节5个男孩在冷雨夜躲进垃圾箱生火取暖，结果因一氧化碳中毒死亡。最大的13岁，最小的9岁。2013年12月，毕节5名儿童在放学路上被农用车撞倒。他们也都是留守儿童。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有留守儿童6100万，相当于英国人口的总和。他们的身体心理状态都令人担忧，有关调查数据显示：1000万孩子一年到头见不到爸妈！260万孩子一年都接不到父母的一个电话！西北是留守儿童的高危区！爸爸在哪儿是其次，妈妈在哪儿才最关键！
6月9日之殇，只不过是再一次以怵目惊心的方式将留守儿童问题，摆到了全社会与所有国人面前，无法回避。
艺术家们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2006年，刘君一就拍摄了电影《留守孩子》。这部电影真实地反映了留守儿童所存在的各种问题、困难与危险，分析了原因，也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建议性方案。
电影中留守儿童首先呈现出来的问题，是没有好的学习环境和条件，不爱学习，导致学业荒废。小福与四蛋无心上课，经常迟到，最喜欢的事就是到网吧玩电子游戏。杜小苇虽是个女孩子，却也同样迷恋电游，甚至还喜欢打架，在男生面前也不示弱。
她小小年纪，却已肩负了生活的重担：不只要管自己，她还要照顾年迈的爷爷，给他烧菜做饭。月月的处境更艰难，她被寄养在婶婶家，每天要给婶婶家割草喂猪，干各种家务活，干完了才能与弟弟一同吃几口饭，至于做作业，婶婶根本没有给她这个时间，她只能在外面干活时带上作业本，瞒着婶婶偷偷写。就这样，她还成为班上成绩最好的，当上了班长。这当然是一个特例，更多的现实中的孩子在这样的歧视压迫中才华磨灭，性格不全。
这还只是日常可见的，更重要的问题是危险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他们能够躲过，只是一种侥幸。整天沉溺于网吧，损害他们的身心健康不说，还有因此而产生的同学间的互相打架以及与网吧店主的矛盾等等。电影中店主强横地不退还小福和杜小苇的10元与5元的押金，还把他们粗暴地撵了出去。结果，一群孩子们气愤不过，就找机会报复，夜间在黑暗路段设伏，用棍棒把店主狠狠揍了一顿，让他全身受伤，住进了医院。
其实，现实比这残酷得多。2002年6月16日，北京市海淀区非法经营的“蓝极速”网吧发生了纵火案，纵火者就是4名未成年人，他们也是觉得自己受到了网吧人员的欺负，所以决定实施报复。在这场大火中，有25人丧生，多人受伤，大部分是无辜者。
电影中最后10个孩子结伴乘火车去广东寻找自己的父母，这也是非常危险的。载着10个孩子的货车可能在翻山越岭或穿越城市时发生车祸，车毁人亡；还有可能遇上人贩子将他们卖到异乡他壤，或流落街头……当然，电影中这10个孩子被人们及时发现，当地和外地的警察与政府干部认真负责，把他们找了回来。
现实中并不是每一个孩子都如此幸运，悲剧因此发生。
影片也发掘了留守儿童问题形成的原因。父母要外出打工挣钱，这是最直接最浅表的。可其实各人的情况各不相同。
像小福的父亲并非不想常回家看看，而是他不敢回家，无脸回家。由于自己打工挣不了多少钱，妻子就移情别恋，跟老板跑了。影片中最催人泪下的一幕是：小福一直缠着父亲，说要跟他一起去广东。他父亲百般劝说都无济于事，最后，他扑通一声给小福跪下了，声泪俱下：“想不到我在外面给别人做孙子，今天还要给自己的儿子做孙子。”
这一跪真的把打工者的艰难、屈辱、辛酸和无奈，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他们自己都不能过有尊严的生活，又怎么能给孩子们带来尊严呢？
贵州毕节悲剧中，四个孩子父母的情况比小福一家更严重。父母长期不在家，并没有请人帮忙照顾孩子，只是在离开前给孩子办了一张银行卡，放在老大身上。从此4兄妹包括最小5岁的妹妹在内，不仅生活要全部自理，还要养家里的两头猪。
据新华网报道，村民们普遍反映，毕节４兄妹前些年遭受过很严重的家庭暴力，导致“性格很孤僻”。孩子们的姨婆告诉记者，父亲有一次殴打老大，把左手臂打到骨折，右耳朵撕裂。2012年8月16日，老大离家出走十几天，被找回家后，母亲脱掉了他所有衣服，罚他裸体在天台的大太阳下晒了2个多小时。
这对夫妻也经常吵架、打架。2014年3月，夫妻俩因事激烈争吵，后演变为打架，母亲被打伤送到乡卫生院输液。当时孩子们就在旁边。此后，母亲离家出走。
既然孩子们的父母们都是如此状态、如此心理，孩子们怎么可能活得有尊严，心理健康？
《留守孩子》的影片也探索了解决问题的出路。
首先，镇长提出了两个方案——一是：让打工夫妻留一个在家里看管孩子；二是：让打工夫妻把孩子带到所在城市去。
我们看到，村里能真正实现这两个方案的寥寥无几。第一个方案会造成新的问题：夫妻分居。第二个方案大家都想要，可国家还没有相关的政策。农民工孩子在城市上学难，难以进入正规城市学校，特别是不能上城市高中——因为学生最后要回原户籍所在地报考大学。即使农民工孩子能在城市上到初中，他们的费用付出也比城市孩子高，而家长们的收入又恰恰比城市孩子家长底。所以，这两个方案都不切实际。
最后，由彼此相爱的当地警察大阳和小学教师小芹提议、镇政府批准支持盖了一座留守儿童之家，他们俩成为这个家的家长。这个方案当然也不错。只是它可以大范围推广吗？各地政府会不会支持？有没有这笔专款？有没有像大阳与小芹这么富有爱心的搭档呢？还有孩子和家长们又愿不愿意呢？这其中还是存在许多实际问题。
当然，各种方案都可以去尝试，各种点子也需要探讨，各方面资源也需要开发与调动。从政府来说，需要对此问题的足够重视，并提供相关的政策与资金支持。
全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金时，就开始着手解决儿童权利问题，在人均GDP达到3000美金左右时，就建立了一套完善的儿童福利保障体系。
英国1946 年发布《家庭补助法》；日本1947 年发布《儿童福利法》；香港和台湾地区分别在1951年和1973年发布了关于儿童福利及保护的专门性法律。2014年，中国人均GDP达7485美元，却还没有一套基本的儿童福利制度。
从地方来说，要发挥基层社区的作用。村镇是基层组织，应该加强服务功能，多关注留守儿童。农村教会其实是最天然的基层组织，也应该发挥自己的作用，教会不能只满足于小圈子的敬拜、交流，也需要适当关心公益。
教会可以设立机构和安排人员来照顾关心孩子，要有定期的探访，也要有专门的活动。农村教会可以给周围村民和孩子们提供一些文化教育体育设施与活动，如建立图书室、电脑室、乒乓球室，设立篮球架、篮球场等。
当年伯格理在石门坎就是这么做的，这个穷乡僻壤因此成了当时云贵高原的文化中心，也培养了许多各层次的人才。现在的条件比那时候好多了，完全可行，主要还是观念问题。
各种公益组织也可以大有作为，要与当地基层组织联合起来共同做事，要有长期性与连续性。各城市教会也可以参与进来，在这一领域以及更多领域与农村教会合作。
以往城市教会多有短宣，但目标比较单一。如果以后能把帮助留守儿童这样具体实际的工作纳入计划，应该效果会更好。我也去过一些农村教会，参与过它们的一些活动，也感觉到活动不够丰富，真正为孩子们着想的比较少。
若是根据孩子们的特点，设置课程安排活动，应该对他们很有吸引力。我给南方某农村孩子教过《声律启蒙》等传统蒙学材料，他们都很喜欢。而且，以前传教士也编过圣经内容的《三字经》和蒙学书，都可以拿来用。
农村孩子很重情感，留守儿童更是如此。影片中孩子们尽管打打闹闹，你推我攘，但很快就忘了这一切，还是和好如初，互相照顾。小福、杜小苇两个冤家对头后来也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欺负他们的网吧店店主，并成为寻亲团的领袖；小刚虽然没有跟10个孩子去广东，但他把所有卖菜所得的钱都捐了出来；这些孩子们对月月两岁的小弟弟也不离不弃……
在留守孩子们身上，能看到很纯真的情感。我曾经给北方某农村孩子上过几天课，离开时，他们全体都唱起歌，拍起手来欢送我，唱了一遍又一遍，那场面十分感人，我至今还历历在目。
其实，城里人去乡下走走也是蛮好的，如果不仅是走走，而是带去帮助，那就比较好了；如果不是偶尔去，而是定期去，常常去，那就更好了。不能集体组织去，个人自己去也好；不能做什么大事，做点小事也好，哪怕发出一句善意的问候。
毕节四个兄妹在决意自尽时，若能听到一声真诚的问候，也许就改了主意，留在了人间。这一切不是不可能的。
有一次，妻子要我到地铁站接她，等候时，她顺便在地铁站旁边的小吃摊吃碗凉皮，看到摊主有个十来岁的胖乎乎的儿子也在给父母帮忙，就问起他的学习情况。
孩子说自己学习成绩不太好，他父母正想把他送回老家去上学。听到这里，妻子忙叫孩子把语文课本找出来，她一边吃凉皮一边指导她学习。
后来，妻子也常常下班时顺便去辅导督促一下孩子，教孩子朗读，加强认字，学习拼音，培养好的学习和生活习惯。这孩子因为朗读《草船借箭》而对《三国演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听说读书可以让自己变得更聪明，就找母亲要钱买了很多《三国演义》的连环画来看。
后来，妻子还着手联系她所在的学校去这孩子所在的打工者子弟学校——绿源学校做一次大型的帮扶活动。其实只是当时多看了一眼，多问了一句，就有了随之而来的一切，就有可能使孩子父母改变主意，继续把孩子留在身边，而使人间少一个留守儿童。
其实，早在2007年圣诞节期间，妻子就联系当时所在的耀中国际学校给绿源学校的全体学生做了一个“心愿树”的活动。就是让绿源学校的每一个学生把自己所想得到礼物的心愿写出来，然后耀中国际学校的师生，根据挂在圣诞树上的心愿卡认领孩子们的心愿，准备圣诞礼物，最后，在圣诞节前夕送去礼物，还让学校音乐部奉上了一台精彩的圣诞节目。
这个活动让绿源学校的孩子们得到了极大的欢乐，他们得到了自己所想要的礼物，或是文具盒、笔记本，或是电子词典、羽绒服，更重要的是：他们知道这个大城市里，有人在关心他们。而对于耀中国际学校的学生来说，他们也知道了并不是所有的同龄人都是想要什么就有什么，他们也可以给别人带来欢乐。
去年夏天，妻子也帮助了社区附近来自山东的经营报摊夫妇的一对学龄儿女，姐弟俩趁暑假来北京与父母团聚。他们整天跟着父母守在报摊旁边玩，哪里也没有去，妻子觉得可惜，就建议他们夫妻中抽一人每隔几天带孩子去看看北京，还特别为他们制作了一份“北京学生游”的信息表，包括乘车路线、一些博物馆的免费联系方式等信息；妻子还给姐弟俩布置、批改作业，如写日记、游记等，也送他们作业本、铅笔、书籍；还给他们一家人照全家福，记录孩子们与父母在京相聚的欢乐场景，并把照片洗出来装在小影集里给他们。
孩子母亲真的带他们去参观了北京的好些景点和博物馆，非常愉快地度过了在北京的这段日子。夏天过后，他们全家都离开了，报摊转给了别人，我们也再没见到他们，也许以后也没有机会见到，可相信妻子对他们的帮助还是会留在他们的记忆中。
点亮心灵有时就是一个小小的举动：一个良好的建议、一句温暖的话语，一个善意的眼神。
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不是可有可无的，每个人都可以帮助别人。不管您是什么人，不管您做何工作，朋友，请想一想：我能为这些孩子们做点什么？
文/牧雨（读者家人）
人的生命是脆弱的。观之世界众生，唯有人需要最长久的看护和照顾。一般情况下，现代社会的人从出生到二十岁出头，都需要父母提供极大的保护和支持。
人生下来若没有母亲的哺育，那就等于给他判了死刑。我们都是脆弱的，我们都是怕死的，于是我们对于母亲的存在及其敏感。
母亲在场，我们就安息；母亲不在场，我们就陷入恐惧。生命脆弱的初年，母亲不可能一直在场。也就是说，人生命的早年大多处于失丧生命的恐惧之中。
借用一句经文，“爱若完全，就除去惧怕”，这世界没有完全的爱，所以惧怕常在。从精神分析视角来看，人的一生就是处于一个这样可怜的境地，明明白白地与自己的惧怕作斗争，或躲躲闪闪地把自己的焦虑深藏于身外的世界。人生命的脆弱本性和变得强大的不灭渴望构成了人存在的基本张力，带来了人的焦虑，并且把人逼向绝望。
脆弱的人类，失去庇护真有这么可怜吗？不知道。那我们来做一个实验。做一个略显残酷的实验——恒河猴实验。
恒河猴实验，由美国心理学家哈洛(H．Harlow)设计，亦称“母爱剥夺”实验。实验的基本过程是，把刚出生的小猴和母猴分离，拿绑有奶瓶用铁丝制成的“铁丝妈妈”和用布片制成的“布片妈妈”来代替真正的猴妈妈养育小猴。
实验发现，婴猴除了需要食物时，会去寻求“铁丝妈妈”，其他时间都亲昵地躺在“布片妈妈”的怀抱中。进一步比较发现，这些被模拟妈妈抚养长大的猴子与其它处于正常环境下长大的猴子相比，显示出许多异常的行为方式。有的性格易怒，有的则孤僻，害怕与人交往。据此，哈洛做出结论——婴猴具有先天的接触安慰的需要，并需要母亲对其需要有敏感而充分的回应。如婴孩的接触安慰需要得到充分满足，则其心理安全感较高，能够自信的应对世界的挑战。反之，其面对社会容易退缩或具有攻击性。
恒河猴实验反应了人在失去庇护，失去母爱之后的人生真实处境——因为害怕而退缩或攻击。是的，失去母爱庇护的脆弱小生命是可怜的。然而，最真实的处境是——人不可能得到母爱的全然庇护。那么，人真是可怜透顶了，注定在害怕中退缩逃避或攻击。但是，人可不愿意显得如此可怜。人有高明的手段——他可以忙碌，他不用退缩逃避；他可以上进，可以刻苦己身，可以要求自己和别人变得完美，他不用攻击。
让我们不至于可怜的，不是因为我们有手段来应对母爱庇护的失去，而是我们找到可去之处，找到比母爱更大许多许多倍的庇护。对于认识到人之脆弱本性的人来说，就是找到神的庇护。失去了神的庇护，从恩典中坠落，这才是人最可怜之处。求神庇护，求神恩典，求神可怜我们，这样我们就真的不可怜了。诚实的人，必然认识这一条真理。诚实的人，有福了。
作为关系存在的人，在社会关系中他追求独立又害怕独立，因为他脆弱的本性既驱使他通过独立来练习变得强大，又让他害怕独立中所潜在的死亡威胁。作为关系存在的人，在神人关系中，如果没有从世界里出来，而是陷落在世界中与神互动，那么他将仍落在社会关系的互动模式中，既背离神又讨好神！人早晚会失去母亲对自己的怜爱，这是一个事实。母亲对自己的怜爱必不能全然，这也是一个事实。
这两个事实，不面对，我们就不能彻底从世界里走出来。不从世界里走出来，我们就不能与神建立亲密的“依恋”关系。不与神建立亲密的依恋关系，我们与这个世界的关系便是暧昧不清，我们都将成为可怜的留守孩子，由此人将迷失本心，多受劳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