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方面为从上帝而来的异象而欢欣鼓舞，并因此振奋；一方面却因自己的意志薄弱和人性的弱点而消沉堕落。从基督教信仰的视角来看，我们必须意识到人性有着宏伟的目标和巨大的潜质，它们超越了几乎所有的政治体制或哲学系统作出的判断；与此同时，人性也具备着令这种宏伟异象完全沦落的能力。基督教神学为我们提供了一副极为重要的透镜，通过它我们可以对人类复杂的动机与混杂的事务加以审视。我们有上帝的形象样式，然而我们也都有罪性。我们有能力行善，但同样有能力作恶。
这种思路使我们可以理清人类历史与文化的复杂图景。在这幅图景中我们看到，一方面，人类为宏伟而美善的异象所感召，另一方面，现实中总充满着压迫和暴力。很多学者都在思索着历史这种复杂的两面性，那些曾经的人间浩劫让一切主张人性良善的理论显露出其过于天真的本质。评论家特里·伊格尔顿尖锐地指出了当代社会文化与历史的阴暗面。
作为这个星球上的一种生物，人类也许确实有能力做良善道德的事情；然而同时，人类也拥有同等行恶的能力。认识到这种复杂的两面性，对于我们避免政治与社会的乌托邦主义有着极为关键的作用。乌托邦主义的兴起是由意识形态所推动的，它建立在一种对人性简单化且非经验主义的价值判断之上。1931年纳粹势力羽翼渐丰之时，后来蜚声世界的《指环王》（Lord of the Rings）三部曲的英国作者J.R.R.托尔金就发出了惊人的预言。他指出，纳粹的意识形态是一种建立在对人性过分简单化认识之上的政治乌托邦主义，其“渐进论”的主张将带来世界性的灾难。
20世纪30年代纳粹和斯大林主义刚刚兴起时，几乎没有人意识到这两个政权有多么堕落和残忍。托尔金却深刻地认识到当时几乎所有的启蒙主义学者均未曾发现的真相：人类的道德性将决定人类其他所有的层面。人类在科学技术上所取得的发展可以用来进行医治，也可以用来进行杀戮。
科学的发展让我们掌握了新的知识与技术，很多今天我们能够轻易实现的事，是我们的先祖难以想象的。然而在技术进步的同时，一些无法解决的问题也接踵而至。某个医学进步也许帮助我们对人体有更深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帮助我们研发出新型的医疗手段，但是这种对人体生理学的知识也可能被用来研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在这里我要声明，科学研究就其本质而言并非是错误的，问题的症结在于我们人类该如何使用它。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值得信任？为什么我们总是将能够带给人类益处的发明用在自相残杀上？为什么我们总是将犁头化作刀剑？
为了在这一点上有进一步深入讨论，我们要来看一位美国伟大科学家的一段职业经历，他就是在20世纪30年代成为哈佛大学化学教授的路易斯·弗雷德里克·菲泽（Louis Frederick Fieser，1899—1977）。菲泽之所以成名，是因为他和他的妻子玛丽·彼得斯·菲泽（Mary Peters Fieser, 1909—1997）共同发现了一系列天然合成物的人工合成方法，其中包括维生素K这种对血液凝固极其必要的合成物。 菲泽伟大的人工合成法大大降低了很多重要的医疗化学药物的成本，使相关应用得到普及，为患者的康复带来难以估计的益处。菲泽作出的贡献，可以令他被视为科学至善主张的典型代表——为人类的进步而努力工作。
然而除此之外，菲泽在哈佛大学还领导着另一个科研小组，在1942—1943年间，他们又发明了一种化学产品，对此今天很多科学家都选择沉默。当时美军为了在太平洋战场取得胜利，急需一种化学武器，以便能够迅速烧灭大片丛林和消灭散兵坑中的敌人。菲泽和其他科研人员发明了一种现在被人们称为“燃烧弹”（napalm）的化学混合物，这种武器使火焰成为战场上一种有效的毁灭性武器。燃烧弹一旦被点燃就无法熄灭，它是一种胶状的物质，附着在人身上之后是无法被清除的。火焰会大量消耗氧气，人即使不被烧死，也会因窒息而死亡。在太平洋战场上，这种化学武器发挥了奇效，但是美军对它的使用并没有仅限于那些躲藏在丛林和散兵坑中的日军。从1945年3月9日夜间到次日凌晨，美国空军向东京投下了1700余吨的燃烧弹，造成了大量平民身亡。那个晚上估计有超过10万人丧生，直接死亡的人数超过了几个月后在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所造成的死亡人数。
我们也许可以为菲泽的发明作一些辩护。毕竟，当时的美国处于全面战争之中。如果战争不能立即被终止，为之丧生的人很可能会更多。但是即或如此，燃烧弹的出现仍然让我们看到：科学在医治并延长人类生命方面的益处，与它在杀戮和毁灭人类方面所造成的灾难是旗鼓相当的。在事实面前，我们清醒地认识到，那些简单地将科学崇尚为救世主的人，他们所持有的乐观态度是多么肤浅和幼稚。
我要重申，我并不是批评科学的进步。我所关心的是，作为道德上有缺陷的人，我们该如何对待科学的进步。
基督教信仰正是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副透镜，通过它我们可以对人性有真切的把握。它可以帮助我们解释所看到的一切，但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帮助我们避免对人类的各种理想和能力作出过于简单化的判断。基督教信仰好像一位医术高超的医生，它为人类的处境作出了诊断，然而这样做的目的，并不是在作出某种宣判后扬长而去，而是要确定我们该做些什么，来改变我们所在的世界。对患者疾病的确诊是对其进行医治的先决条件，基督教信仰的视角让我们看到人性中的问题所在，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应对现实的挑战。关于这种应对之道，基督教信仰有关救赎的教义向我们作出了阐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