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实际情况来说，自1095年教宗开始宣讲后，一直有自发的个人或团体一波接一波前去耶路撒冷。历史书上所说的第几次“十字军运动”，不是真的就是当时的说法，而是现代学者为了讲述重大事件约定俗成出来的习惯。
第一次十字军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称为“小老百姓的十字军”（People’s Crusade）。法国着名的传道人“隐修士彼得”（Peter the Hermit）因庶孚民望，他的宣讲在短时间内激起热烈回响。半年内，就号召了一万五千名左右的信徒凭着满腔热情匆匆上路。但是，缺乏周详的计划与装备，只是一味相信“这是上帝所愿”（God wills it），结果还没走到君士坦丁堡，这支队伍就已七零八落，狼狈疲倦回到家乡。“隐修士彼得”的声望也大为受挫。
第二阶段称“贵族的十字军”（Princes’Crusade）。根据目前研究成果可知，参与者介于六万到十万人之间。其中有武装能力的骑士与贵族，大概占一成。如果以中古西欧每位骑士约有三至五位侍从来算，所谓“步兵”大概有三至五成。其他就是一般没有武装的平民百姓与老弱妇孺。
参加十字军不仅要自费，而且花费惊人。从西欧到耶路撒冷，路程超过三千公里。徒步而行，不可能样样从出发地带齐，而需要备足盘缠，以便一路上购买基本饮食用水。然而，浩浩荡荡一大群人远行，往往遇上的是前不着村、后不巴店的荒漠小贩。当一大群人都想吃饱喝足，物价水涨船高不仅避免不了；情况非常悲惨时，在野地里饿到吃人肉也发生过。
对骑士与贵族而言，他们还需要供应马匹吃草饮水所需，也得照顾随从的基本需求。因此，上至贵族下至庶民，参与十字军的人，不仅要随时有丧命的打算，也免不了得典当鉅额家产，以准备应付天价的开销。
从这个角度来看，就很值得来问，为什么大家还这么热衷参与？这不是传统从政治“扩张”与“殖民”可以解释得通，而是与“宗教信仰”有关。
宗教改革之前的罗马公教，基本上是一个体制化的宗教。信徒如果要得到永生救赎，必须去做教会认可的特定行为来“积功德”。“功德”分大小。最容易积功德、快速得永生保证的，是弃绝尘俗，进入修道院，专心祷告。然而，对有世俗责任的人（包括贵族与君王）而言，这毕竟不是人人可为之事。
教宗为了鼓励大家参与到耶路撒冷的武装朝圣活动，刚开始在法国宣讲时，提出回馈条件：参加者如果自觉有犯各种信仰上认为不妥的“罪”（sins），向神父告解后，可得赦免。但是，我们不要忘记，那是一个没有网路、没有电视、印刷术也尚未发明的时代。一切的讯息，主要都靠口语传播。教宗的讯息透过不同宣讲者一路往下传，在第一线面对各种平民百姓的宣讲者，为了增加自己宣讲的热烈回响度，有不少人自行加码大放送「参与回馈礼」。因此，有不少民众以为，只要参加到耶路撒冷的朝圣，就可获得永生救赎的保证。在朝圣途中丧命的人，还可直接登入“殉教者”（martyr）之列。
当时的西欧是阶级分明的社会。能够透过参与此朝圣，超越阶级社会带来的种种辖制，直接与“救赎”与“永生”连结，可以想见，一般人雀跃相迎的热烈情况。对贵族而言，虽然他们不一定跟教宗关系良好，但是透过参加十字军，累积日后能永得上帝庇佑的美誉与功绩，对当时人而言，也是非常值得投入的壮举。
由于路途危险，所费甚多，教宗原本希望只由具有战备能力的骑士与贵族参加。然而，教宗宣讲的讯息传开之后，西欧社会响应的人潮，却不限于骑士与贵族。许多平民百姓、老弱妇孺，尤其渴望立即解脱生命困境的贫病交缠者，纷纷踊跃加入。对此，教宗虽然大伤脑筋，却无法开口浇熄这股好不容易点燃起来的信仰之火。
本质上，十字军是为了树立教宗至高独一的威权而发动。十字军与一般朝圣或宗教战争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十字军是由教宗发动，或至少必须得到教宗的许可与祝福。参与者行前必须发特别的朝圣者誓愿（pilgrim’s vow），有些人还会辅以禁食禁欲。每人外袍臂膀上都要缝上十字作为记号。
为何中古教宗想要树立绝对威权？这牵涉到中古罗马公教与现代大不相同之处。
“教宗”与“世俗世界”的关系，1870年是最重要的分水岭。这一年，意大利统一为一个国家。对十九世纪下半叶的意大利人而言，长期让意大利无法统一的主因是“教宗国”（Papal States）的阻挠。意大利透过统一，将“教宗国”从一个具有世俗统治权的国家，转变为只具备罗马公教全球信仰领导中枢功能的“梵蒂冈教廷”（Vatican City State）。
十八世纪末教宗国（Papal States）在意大利半岛的版图
面对意大利统一后提出“教宗国”转型的要求，教宗原先并不愿意。直至1929年，意大利政府才与教廷签订协议，让存在超过一千年的“教宗国”（754-1870）卸下种种世俗权力，转变为一个没有军备、没有自己经贸功能的特殊“国家”。名称也由“教宗国”改为“梵蒂冈教廷”。
换言之，从754年查理曼（Charlemagne）的父亲丕平（Pepin）将罗马及其东北地区的土地攻打下来，送给当时的罗马教宗开始，所谓「教宗国」其实与一般世俗国家无异。我们不妨把「教宗国」看成政教合一的国家，而教宗就是这个圣俗兼备政体（polity）的统治者。然而，当时欧洲主要还是原住民部族各拥其主、独立自治的世界。已经接受基督教的地区，比较大的城镇各有自己的主教，并不受他人管辖。当时的罗马教宗，顶多只能说是被视为大哥的罗马主教。
“教宗”真正成为整个罗马公教的共主，能够整合日耳曼民族大迁徙后，西欧各地分裂为许多小政体的情况，要等到九世纪初。查理曼为了让自己打造起来的帝国，在信仰文化上有一致的规范，下令所有教会礼仪与信仰问题争议，全部以罗马教会为依归。如此一来，罗马主教在实际运作上，才真正成为普世的“教宗”（pope的拉丁文“papa”意为“父亲”）。
所以，我们不能从今天「教廷」与「教宗」纯粹作为罗马公教信仰领导者的角度，批评中古「教宗国」统治者会发动十字军。而应了解，当时「教宗」的身份具备政教合一的性质；「圣」与「俗」之间，界线没有今天那么清楚。
公元800年左右，查理曼以法兰克王国为基础，短暂地为西欧打造了有中央共主的统合世界。在他过世后，他的三个孙子于843年将查理曼帝国分割为三，此后又产生更多细小的分裂。在此情况下，西欧不仅再一次进入各自为政的小国分立状态，也成为外力易于驰骋之地。
自九世纪中叶直到公元1000年左右，由北南下的斯堪地纳维亚人（史书通常误称为“维京人”。其实viking只是行业，意为“出海讨生活”）、由东南欧而来的马札尔人、以及在北非的穆斯林，将西欧与中东欧视为他们呼啸而过之地。当时的西欧，不仅与「西方霸权」一点都沾不上边，与东边富强的拜占庭及跨越三洲的伊斯兰世界比较起来，反而最弱势。
这种状况一直到十世纪末，当斯堪地那维亚人与落脚在匈牙利的马札尔人接受基督教化，西欧才开始有休养生息的机会。
自十一世纪起，西欧的经济开始复苏，城市生活日渐繁荣。这样的荣景，也激起有志者想要独领时代风骚的企图心。
十一世纪西欧新的荣景，谁来作新共主，领新时代的风骚？
长期以来，军事力量微弱的罗马教宗，一直靠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保护。有关这个部分，就牵涉到教宗为何会与「既不神圣、也非罗马、更非帝国」（伏尔泰语）的「神圣罗马帝国」，有这么多中古史上「政教之争」的爱恨情仇。
何以教宗一直愿意（有时甚至是主动）为「德意志王」加冕，使其成为具有圣俗共融意义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简单来说，就是双方条件交换的结果。教宗为「德意志王」加冕，让他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而皇帝则有保护教宗的责任。因为义大利半岛面对地中海上各种凶狠势力的争夺，教宗势单力薄，并不足以自行捍卫教宗国的安危。
然而，既然中古教宗身兼宗教领袖与世俗统治者，面对十一世纪西欧新局，过去一直仰赖他人保护的教宗，当然想藉此良机，好好壮大自己的实力，以尽速脱离经常被皇帝牵着鼻子走的困境。
1054年，教宗开始下第一步棋了。
他遣帕特使到拜占庭帝国，希望促成东西教会合一，以罗马教宗为共同领袖，确立教宗在泛欧基督教信仰上的至高领导权。然而，此举让向来尊重地方信仰自主、有重大争议则交由大公会议（council）裁决的拜占庭东正教深感不安。最后双方不欢而散。合一没有达成，反而互相将对方代表开除教籍，造成「东西教会大分裂」（Great Schism）。
1071年，拜占庭帝国再次遭伊斯兰入侵，皇帝被掳，于1073年向新上任的罗马教宗格里哥七世（Gregory VII, pope 1073-1085）求援。然而，格里哥七世只想扩张在西欧的教权，正忙着跟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斗争，无暇顾及拜占庭战事。
拜占庭随后因新皇帝Alexios I Komnenos 领导有方，暂时解除了塞尔柱土耳其人的威胁。1099年，Alexios I Komnenos眼见时机正好，于是致函新上任的教宗乌尔班二世（Urban II），希望他能派遣西欧援军，协助驱离塞尔柱土耳其人，让拜占庭局势更安定。
教宗乌尔班二世眼见这是让他在西欧做领头羊的大好机会，不仅同意出动援军，且将目标延伸到收复圣城耶路撒冷。
然而，教宗如何说服西欧人响应？同为世俗权力争夺的对手，很难指望西欧各国君王会乐意相挺。出身法国克吕尼（Cluny）修道院的乌尔班二世，于是回到阿尔卑斯山北方，自1095年7月起，到处宣讲。
第一次十字军的发生，说穿了，就是积极想在泛欧建立绝对威权的「罗马教宗」与新皈依伊斯兰、亟欲稳固自己在近东统治势力的「塞尔柱土耳其人」之间的强碰。（未完待续）
作者为国立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