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既然十字军是为树立教宗威权所设，就不应忽略，西欧向来就不缺乏挑战教宗威权的人。权力带来腐化，十一世纪起，教宗努力树立威权，当然教会也就免不了愈趋阶层化与腐化。十三世纪反对罗马教会越来越世俗化的著名宗教团体，可以举在意大利与法国西南部活跃的“纯净教派”（Carthars，在法国亦称Albigensians）、与在法国里昂（Lyon）兴起的“瓦尔多教派”（Waldensians）为例。这些教派虽然在核心教意上与罗马公教有出入，但他们倡议信徒彼此之间享有比较平等的关系，弃绝铺张华美，重视教育，有些也允许女性讲道。因此在民间得到许多回响。面对欧洲西南部这些与罗马教会唱反调的团体，十字军也被派上场来对付。因此，十字军也有向西的行动，而非只是向东。
教廷为了合理化自己打击“异端”的行动，在西欧加强进行各种宣讲，点燃信徒维护“正统教权”的热情，以巩固教宗威权，并遮掩十字军一路走来的糊涂帐。
一般民众受到激昂有力的讲道重新鼓舞，也认为，十字军之所以失败，正因为后来的行动几乎被世俗权贵滥用，庶民的参与太少。然而，耶稣爱的是平凡小民，而非掌权者，所以平民百姓应该奋起，自行组织十字军。
在重新被熊熊燃起的宗教激情里，西欧各地庶民自行号召了许多“十字军”，希望捍卫教宗领导权。因此有些还特地跑去攻打纯净教派。在史书里，这些林林总总的庶民宗教起事，后来被戴上一顶嘲讽的大帽子，统称为“Children’s crusade”。这也是一个很容易误导的历史名词。“Children”在此处真正的意涵是“不懂事”、“不成熟”、“胡闹”， 就像中文所说的“儿戏”那样。
不只不该用“东”“西”来简化十字军的行动方向，我们也应从多元角度来看十字军行动后，某些后续发展。
就以耶路撒冷为例吧！
第一次十字军建立了耶路撒冷王国。事成之后，大部份人选择回乡，少部分人决定留在耶路撒冷定居。根据现代学者研究，在此定居的西欧人以法国人为主，因此阿拉伯文献向来称十字军为“法兰克人”（the Franks），而非“欧洲人”或“基督徒”。到了后期，耶路撒冷城人口总数约十二万，贵族与骑士大约只有六、七千人，其他是农民。虽然在城中，法兰克人的地位最高；但由于人口稀少，鼓励邻近地区的基督徒与穆斯林移民，政策上采宗教宽容。根据十二世纪下半叶制定的法律，耶路撒冷王的封臣将自己的采邑托管后，可以到他处的穆斯林宫廷服务。换言之，东西方透过历史时空下特殊的遇合，开始探索如何互相了解与共处。
当撒拉丁与塞尔柱土耳其人从历史舞台消逝后，鄂图曼土耳其人（Ottoman Turks）在近东崛起。西欧与穆斯林在时有武力冲突争胜中，却在文化上，留下彼此遇合后，创作心灵升华出的艺术永恒。
让我们换个角度，从文艺复兴艺术来看东西文化遇合吧！
对西欧而言，在政治军事上，十字军运动犹如当时加长版的政治八点档，被新崛起的西欧掌权者用来作为夸耀自己，在国际舞台上可以呼风唤雨的秀场。但结果却以歹戏拖棚收尾。
在文化上，西欧人到达东方后，接收到许多不同文化的刺激。风尘仆仆返乡后，摆落掉长途行旅风霜，有些人开始将旅途所见，反馈到对自己乡土新文化的创造上。法国中古哥德式教堂利用几何图形设计出繁复的玫瑰窗，有可能就是来自伊斯兰图饰的影响。意大利文艺复兴更企图从不同角度，透过揉和古希腊罗马、希伯来文化、阿拉伯文化与基督教文化，创造兼容并蓄的新文化。
受到意大利文艺复兴的震撼，十五世纪鄂图曼几位着名的苏丹，也喜欢请文艺复兴艺术家为他们创作。
1479年，当时威尼斯最知名的画家Gentile Bellini 受威尼斯共和国政府任命，前往君士坦丁堡，为刚灭亡拜占庭帝国、新建立鄂图曼土耳其帝国的苏丹Mehmed二世画像。目前藏于伦敦国家画廊的Mehmed二世半身像，很可能就是当时留下的作品（多处在十九世纪被重绘）。这幅画里，虽然苏丹的衣着与窗沿的挂毯散发着伊斯兰风情，但苏丹侧身像的画法是彷照古罗马钱币上的统治者图像。在布景与构图上，将Mehmed 二世置于居高临下的拱廊窗台，则依循西欧中古宗教图像绘制圣徒与君侯的模式。在文艺复兴画像成就刺激下，鄂图曼宫廷对画像的接受度更为开放。
苏丹Bajazet二世登基后，1502年达文西写信给他，希望到君士坦丁堡的苏丹宫廷任职。达文西提出一个桥梁设计图，希望为君士坦丁堡外的金角湾内港，建造一座可以比拟古代的巨型桥梁。这座桥梁的设计稿还在，只是当年土耳其苏丹认为达文西的设计太大胆，不敢付诸实现。达文西的构想，直到2001年才以缩小版的形式，兴建在挪威首都奥斯陆。
随着交通工具与沟通媒体越来越发达，这个世界相互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被层层交错的复杂网络串联。除了刻意打造的壁垒外，对历史的解析越来越不能从意识形态的分类下手。
进入近代之后，西欧与穆斯林也非一直处在敌对状态。1530年代，欧陆进入法国与西班牙哈布士堡王室（House of Habsburg）两雄争霸的局面。法王法兰西斯一世为了对抗劲敌哈布士堡王室，便曾与鄂图曼土耳其苏丹苏里曼一世结盟。
西欧一直要到十七、八世纪之交，才真正脱离近东穆斯林在军事政治上带来的威胁。1683年，维也纳再一次尝到被鄂图曼土耳其围城两个月的苦楚。如果从七世纪算起，今日我们所谓的西欧，不管从西边的西班牙、或是位居地中海要冲的罗马，曾长达一千年不断面对实力强大的伊斯兰邻居。
到了十九世纪，英法进入帝国主意时代。面对政治利益的计算，国际关系更非意识形态可界定。英法曾在1854-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联合鄂图曼土耳其一起攻打信奉东正教的俄国。
凡此种种，都让我们看到，用“东西对抗”或“文明冲突”这样的诠释模式来解释历史，不但不能帮助我们对人类历史有确实的理解与反省；反而让后起者落入过去所设下的认知牢笼，无法大步往前迈进。
历史上，从来就没有信仰内涵一致、行动方向也完全相同的宗教。在一顶大帽子下，涵盖着许许多多不同的教派与信仰个体。从单一化的角度去认知不同族群的遇合，而忽略地缘政治、利害竞合、文化交融在历史发展上真正走过的路，往往是让简化的片面认知，加深更多的误解。这样的做法，不但没有让历史学走向引领独立思考之路，反而让未来葬身在过往层层布下的认知迷障里。
历史问题“去标签化”，不仅是民主政治多元发展重要的功课，也是现代史学应该努力的方向。
